劳东燕教授: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2020-02-10

原文来自「刑法学加」:劳东燕教授: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编者按:有评论说,看劳老师的文章就像抢红包,手慢无。这里再次转发,以飨还未来得及阅读的朋友,同时非常感谢劳老师授权转载。

某些人如此努力,可能就像文中说的,还自以为是为了岁月静好而负重前行呢!

来源:公众号“劳燕东飞”。

原本没想过要就当前的疫情问题写文章。一来,我对疫情治理没什么思考,自身的专业主要涉及事后的惩罚,对于缓解当前疫情并无多少助益。二来,事有轻重缓急之分,眼下恐怕还不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冷静反思的时候。三来,在舆论高涨全民关注的时刻,既然疫情已然成为公共话题,再加入我的声音,也许反而显得多余。

然而,一位医生的突然离世,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写些什么。不为其他,只为记录此刻的真实情绪,此刻的世态万相。不然,由于人们对记忆中的事物存在选择性重构的倾向,一旦疫情结束,在这个社会的群体性记忆之中,留下的恐怕又只有众志成城与多难兴邦的印象。

写下来就算是一种铭记吧。一场意料之外的疫情,由于瞒报与处治不当,如何让很多人的生命突然终结于特定的时刻。让更多的人体历求告无门的绝望与无处容身的惶恐,当然还有以邻为壑的人心。无数人的生活被抛出既有的轨道。

我不知道,这一次的事件会不会成为转折点。无论如何,如一位网友所言,还没等我们把病毒检测明白,病毒就先一步检测出了体制的优劣、干部的水平、商家的良知、专家的素养、医者的操守,以及民众的认知。

盛世华袍下的虱子,由此显露无遗,从暗处爬到了明处。

这段时间流了很多的眼泪。悲伤与愤怒相汇合,感慨万千而又无言以对,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为什么流泪呢?也许是因为眼睛可以表达无法言说的悲伤。当言说的权利被剥夺,应该庆幸的是,我们至少暂时还拥有用眼睛表达悲伤的自由。

悲伤逆流成河。这一次的全民悲伤,大概是因为,在这位刚离世的医生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自己。

我们平时畏惧强权,担心说真话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单位的处分、同事的排斥与警察的上门。为了不影响个人的前途与家庭的安宁,我们谨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断地退却,直到退无可退。

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能够保留一点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以便在危机时刻,利用仅存的良知与勇敢,来守护家人与亲友。

这位医生的下场,让我们看清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命运。一个连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都不允许保留的社会,个体的命运可想而知。

无论多么谨慎地进行自我审查与自我规训,削去做人应有的锋芒,让自己变得无血性可言,我们终究还是难以保全自己,也无法保全家人。

少年时读《皇帝的新装》,在轻慢中一笑而过。奢侈昏庸的皇帝,虚伪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骗子,以及人云亦云的看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谬绝伦的社会呢?

年少时不谙世事的我们,总以为这样的闹剧,只是童话式的想象,文中各类愚蠢而可笑的角色,绝不至于在现实的舞台上出演。即便出现那样的闹剧,我们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必定是那位未被世风污染的孩子,勇于揭穿皇帝未穿衣服的真相。

如今人到中年,才愕然发现,《皇帝的新装》更像一则政治寓言。我们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中的各类荒谬角色,走马灯式地出现在舞台之上。至于我们自己,充当的根本不是那个天真而勇敢的孩子,而主要演绎的是人云亦云的看客。

比童话中更为残酷的是,在现实的社会,说出真话的那个孩子,下场必定相当悲惨。他会遭到群情激愤的声讨,受到刻意为之的排斥。而声讨与排斥的人中,不仅有皇帝、大臣与骗子,也包括很多的看客。

最终,他要么自己乖乖闭嘴,要么被封口被孤立,甚至被投入监狱或是精神病院。

这次的疫情过去之后,相信会有不少的国人以脚投票,选择出走或是移民。我不是没有生过这样的念头。只是终究发现,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长成的一棵树,扎根多年以后,必须汲取土壤中的养分才能继续生长。

土壤虽说是有毒,但赖以成长的养分也来自这片土壤。移植到异国他乡,毒素的影响固然得以消除,但缺乏相应的养分,树的生命力也会因此丧失殆尽。

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想必与我一样,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离开这块土地。既是如此,听之任之让土壤中的毒素不断扩散,实在算不得是理性的选择。不予制止的话,便是在毒害我们自己,毒害我们的孩子。

倘若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可能会油然生出一种荒诞感。的确,为了生活,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拼尽全力。只是我们各自的努力,所作用的方向往往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很多的努力,其实都花在了相互的消耗上。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其中之一无疑是,我们对良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价值缺乏起码的共识,对如何使整个体制的运转趋于良性发展也缺乏必要的思考。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自以为是在为别人的岁月静好而负重前行。殊不知,可能恰恰正是这样的努力,在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与灾难,甚至于摧毁后者的正常生活。

换言之,正是你的努力工作,在给别人带来压力与不幸;并且,你越是尽职与敬业,别人便活得愈加地艰辛。

疫情终究会过去,若是不希望逆流成河的悲伤重演,就该铭记这一刻。

所谓一路走好或愿天堂没有伤痛云云,终究太过空洞与虚弱。在人间尽必要的努力,设法避免此类悲剧的一再发生,才让离世者不至于白白死去。

为铭记这一刻,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又能做一些什么呢? 除了蜗居家中尽量少外出之外,对于很多问题,也许有必要在冷静思考之后重新加以认识。

其一,关于自由无用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的确不是用来吃的,但是,它在关键时刻是可以用来救命的。

此次疫情,若非事先瞒报,并以谣言之名,公然打击多名通报真实信息的医护人员,应不至于扩散到此种程度。不得不说,如此巨大的代价,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日益严厉的封口政策带来的。

其二,关于大局为重论。大局为重绝不意味着,以保护多数的名义,就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基本权益。动不动大义凛然地以服从大局为名,劝说别人接受牺牲自己的命运,不仅冷血而且十分地虚伪。

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必然属于大局的一方;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为成全大局而付出代价的棋子。即便侥幸在这一次处于大局的一方,也要认真思考一下,倘若下一次自己不幸位于作为代价的阵营中,是否愿意别人这样来对待自己。

其三,关于好人无惧论。很多人可能并不反对在抽象意义上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情景,又往往以“我是好人,我不怕”的大无畏精神,以妨碍效率为名而提出反对。

其实,坏人或是好人,造谣或是诚实,又岂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呢?判断的标准与相应的权力,完全掌控在手握公权力的人之手。哪怕你说的是实情,人家说你是造谣,你就是造谣者。

其四,关于阴谋怀疑论。或许是由于权谋术过于发达,在我们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明明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的灾难,也总要怀疑是别人的阴谋所致,以便于推托该负的责任。

包括一些法律圈的人,也动辄以没有证据表明不是阴谋为由,来显示自己具备他人所没有的怀疑精神。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难以显现自身的高明,反而暴露出病态的被迫害狂心理。

其五,关于个人无辜论。在一个《皇帝的新装》式的社会,也许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那个勇敢的孩子。但是,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发表异议,即便你不敢给予支持,至少也不要将他/她当作病毒一样防着,甚或还吃上人血馒头,同时口口声声仍宣称自己的无辜。

且不说,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样势利而凉薄的举止,难道不是为虎作伥的帮助犯行为吗?在这次的疫情抗击过程中,出现各类排斥与歧视性的行为,甚至强行从外封锁他人的门户,此类行为更是难言无辜。

其六,关于爱国大义论。爱国是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自然情感。但是,每个人对爱国的理解及其行为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你或许觉得,爱国的大义在于赞扬国家做得好的地方,但别人可能认为,爱国就是要批评做得不当之处。

不要动不动以爱国大义为名而不容任何的批评,甚至还为此质疑人家,为何不干脆移民到别的国家。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并不为任何个人或组织单独所有。它是你的家园,也是批评者的家园。既然是这里的国民,他的祖辈都在这里生老病死,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离开自己的家园?

这次突发的疫情,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之处。

第一,不能关闭公共领域,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

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助于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决策所可能出现的失误。正如决策学研究所表明的,就如何减少决策中的偏差而言,多数行之有效的去偏差技巧,都考虑到了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在所有的情境中,考虑对立面都能为判断带来更高的准确度。

所以,公共媒体与各类自谋体存在的意义,其功能就在于表达多元的声音,从而减少决策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在媒体死亡的时代,大量的决策失误会变得不可避免。

不要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在抹黑政府。政府的正面成绩,自有宣传部门来肯定与传播。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哪有时时等着民间来夸奖与赞扬的道理?更何况,做好该做的工作,尽好应有的职责,本就是政府部门的本分。做得好就要民间表达感激,这恐怕是青天大老爷的心理吧。

第二,不能以依法治国为名,让法律沦为打手的角色。

在疫情蔓延之初,对于多位医护人员以造谣为名所进行的训诫,便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其中,法律充当的是不太光彩的角色。问题在于,如果法律不是被用于保障个体的正当权益,而经常是作为打击异见者的工具而存在,凭什么让民众来信仰这样的法律?

而一旦民众不信仰法律,在一个高度流动的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又如何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难以主要依靠道德规范或文化规范来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会的基本信任机制,不得不转而依靠法律来确保。

政治风向历来变幻莫测,法律疲于奔命地相跟随。倘若法律充当的一直是政治打手的角色,它就根本无法承担起建立规范性期待的基本功能。不仅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无从谈起,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所以,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打手,表面看来直接有效,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的做法。这样的因小失大,会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不能盲信技术治理主义,以为依靠科技手段就可完成社会治理机制的转型。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单靠科技手段就实现有序运转。全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与科技等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相应功能。

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子系统,譬如人体的各个组织系统。有机体要存活并有序运行,就必须让各个组织系统自负其责,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心脏系统再重要,也不能替代消化系统,而承担起消化的功能

社会的治理,必须在尊重各个子系统自身运作逻辑的前提下来进行。让政治系统一家独大,不断地用政治的逻辑去干预其他子系统的运行,势必导致全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

所以,在一个复杂性日益递增的社会中,凭借现代科技所开发的技术手段,也许可以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实现完美的控制,却绝对难以实现有效而合理的社会治理。

不让各个子系统各归其位各尽其能,没有政治与法律制度上的真正进步,这个社会便永远只是跛足而行的巨人。冷不丁地,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危机所困扰。即便没有被打垮,也终究不免元气大伤。

2020年2月7-8日

完稿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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