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我从武汉来”丨人间
原文来自人间theLivings
原创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从前一晚开始，居委会连续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不断有居民举报说，“有辆鄂A牌照的轿车晚上偷偷回来”，有人在电话里信誓旦旦，说自己亲眼看到“从车上下来三个人，相互搀扶着，好像病的走不动了”，还有人说“一个操武汉口音的人从车上下来，说是回来治病的”。
我就是一个人回来的，也不会说武汉话，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
征 稿
从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现，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的全面爆发，情况的发展揪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一切人为的错误而义愤填膺，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让我们在乱世中紧握双手，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征稿启动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奋斗在疫情一线的专业工作人员的所闻所见；
与此次疫情相关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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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字数：8000字左右为宜
并在标题标注「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
稿件一经刊发，将提供不低于800/千字的稿费。期待你的来稿。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 连载01
坐在荆州的老房子里，李伟依旧对自己过去6天“逃亡”路上的经历耿耿于怀。
他问我，自己一没偷二没抢，疫情来临之时带一家人外出“避难”有什么错？法条中尚有“紧急避险”，出走的武汉人为什么要承担“移动病毒”的骂名？
我只能跟李伟说，想开点，你逃离的不是武汉，是肺炎病毒，沿途外乡人排斥的不是你，也是肺炎病毒，大家措施相同，目标一致，没有对错之分。如果偏要论出对错，有错的既不是你，也不是外乡人，而是肺炎病毒，以及那些没有正确看待它的人。
2020年1月22日中午11点左右，我接到李伟电话，他说武汉的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年前千万不要再回去了。
李伟是我的前同事，我们曾在刑警队同一探组共事几年，算是换命的交情。我走之后他调去了交管部门，最近3个月因工伤做了腿部手术，一直在武汉家中休养。
4天前，我因公务来襄阳市郊出差，本打算当天吃过午饭后就退房返回武汉，23日处理一下学校的事，24日一早出发返乡过年。我告诉李伟，自己还有些事没办完，行李也没带，怎么都得回去一趟。可话还没说完，李伟就着急打断了我，让我啥都别管了：“就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湖北，回家去。”
我很纳闷，前两天李伟还嘱咐我年前一定回来再聚一次，一起涮个火锅，说食材和酒都提前买好放在他家了，眼下何出此言？我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趁我不在已经和嫂子把火锅吃了酒喝了，怕我回去找他算账？李伟却没笑，反而骂了我一句，让我自己去看新闻，“你现在回来，之后能不能出得去还是个问题！”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那几天我的确没怎么关注新闻。离开武汉前，虽然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很多，但也没太当回事：一来，当时网上说肺炎主要发病地区在汉口靠近华南海鲜市场的地方，而我的学校靠近江夏，且平时从不吃野味，也不去卖生鲜的市场；更何况新闻也说了，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有限并属于可控状态。因此那段时间，朋友圈里依旧充满着临近新年的各种喜悦。
挂断李伟电话，我打开新闻客户端，才赫然发现截至1月21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已有440例——相比起1月17日确诊的45例，短短4天时间，人数竟翻了近10倍。
虽然对激增的数字颇为吃惊，但这仍不足以让我修改既定的行程——之前去恩施出差购买的50斤丑橘、40斤腊肉，还有元旦后就准备好的过年走亲戚送的礼物全在武汉家里，若是不带走，年后回来恐怕都得丢垃圾桶。我多少觉得李伟这家伙有些小题大做——就算已经400多人了，但这对于上千万人口基数的武汉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离退房时间还早，我一边慢悠悠地收拾着行李，一边梳理着回到武汉后的行程计划。中午1点，我拖着行李来到前台，办理入住的客人寥寥，其中一位年轻人戴着口罩，听口音像是武汉人，我趁着退押金的间隙，随口问他武汉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似乎很警惕，看了我一眼，一句话都没有说。
1月22日下午1点半，导航显示距离武汉360公里，高速路况正常，预计晚上6点半抵达，刚好回去吃晚饭，我想。
时间还早，我也不着急，开着音乐，心情还有些欢愉。大约2点钟左右，李伟又来电话问我到哪了，我说在二广高速上，离武汉300公里。
听我还在和他打趣，李伟有些急了，叹了口气，声音沉下来，说，真不是开玩笑，他有消息，这次肺炎疫情比想象的严重，武汉不久之后要“封城”。
“啥叫封城？咋封？”以前，我只听过“封路”、“封街”，那往往是为了应对一些重要事件，最多就是在主要出入口设卡检查，“封城”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李伟说，这事儿他也是听来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也从没经历过。
我想起2003年“非典”时期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历，猜测所谓“封城”，或许也就是为控制疫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比如登记进出人员信息、测量体温什么的，怎么可能真就把城市封闭起来呢？
李伟说，就算像当年北京那样，现在是春节返乡高峰，武汉一旦被“封”，再想开车离开武汉也会费些周折，单是在高速路口每辆车都要排队测量体温，就会耽误很长时间。
我问李伟这消息从哪来，他沉默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现在武汉各种消息满天飞，“疫情如此，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自己也正在准备春节期间带一家人离开武汉，出行时间就在今明两天。目的地暂时还没想好，但大方向肯定是往南方走，“先离开武汉再说，家里不能待了”。
李伟一家五口就住在距离金银潭医院不到5公里的一个小区，原本为了术后恢复，他每周要去医院附近做两次理疗。从临近元旦，他就频频听见“不明原因肺炎”的风声，加上小区外常有救护车鸣笛往医院奔去，一问才知道，全市确诊感染的病例都往金银潭送。他担心自己再去理疗不太安全，问医生，虽被告知“风险极小”，但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自己不去医院周边了，也让妻子改了上下班路线，宁愿绕点路，也不从医院门前经过。
听李伟絮叨了一阵儿，我还是建议他再考虑考虑——不提春节出城人车众多，单是他那条还在恢复期的右腿，走不到几百米便会打颤，能否长途开车就是个大问题。李伟说，他自己不敢冒险，岳父岳母年纪大了，孩子还小，谁知道肺炎疫情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小区的居民早已风声鹤唳了，眼下不少人都举家去了外地。
我问他“封城”的大概时间，李伟说这个谁也说不准，“有可能后天，有可能明天，甚至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便会执行”。
“眼下谁也不可能有确切消息，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但万一真的封了城，关闭高速是分分钟的事情，到时你就是有车，也休想再迈出武汉市一步……”
第二次挂断李伟电话，我在距离二广高速与麻安高速的交界位置还有不到10公里。我放慢车速，给以前的同事和武汉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
消息很杂，有说情况还好、自己还在置办年货的，有说疫情已经控制不住、所有人都在想办法离开武汉的。至于“封城”一事，大多数人都说并不知情，网上是有传闻说武汉要“关闭”，但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个“关”法？况且马上要过年了，“能不让哪个回家过年？”
也有朋友问我是否出现发热、咳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马上回武汉找就近的医院治疗备案，如果没有，就赶紧离开武汉回家。同时嘱咐我，尽可能不要在沿途休息，如果要上厕所，一定找一个人流量少的服务区。“现在情况很复杂，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这会儿我也不知道是该劝你回来还是劝你走，还是你自己多保重吧。”一位以前的同事这样对我说。
说话间，车已经到了高速分岔口，如果转入麻安高速再走福银高速，再有3个多小时便可抵达武汉；如果调转车头再沿二广高速继续前行100多公里，我将直接转入返回老家的兰南高速。
眼看匝道近在眼前，很多鄂A牌照的车纷纷变道，我权衡再三，最终决定直接回老家。
一路无话，晚上10点左右，我进了家门。
新闻客户端已经“爆炸”，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甚嚣尘上，有些新闻甚至直接将这次肺炎命名为“武汉肺炎”。微信朋友圈里仍旧相对安静，有人转发了一些有关肺炎预防的帖子，有人在质疑武汉市政府隐瞒疫情，还有人在转发一些自媒体的“小道消息”，但打开之后又发现这些链接大多已经失效。
父亲拉着我说起这次疫情，我说自己学校离汉口很远，没听说身边有谁感染了。父亲问我的身体状况，我赶紧拿温度计来测量一下，确认没有发热，又跟父亲说了自己近半个月来的生活和行程状况——离开武汉前的半个月，我一直在学校“自我封闭”写论文，从没出过校园，到襄阳后也几乎没离开过酒店，身边接触的只有固定三两个人，不担心自己被传染。家人这才放下心来。
手机上还有几个未回信息，大多是询问我健康状况或是返乡行程的，等回复完再给李伟打电话，他那边过了好半天才接起来，背景音十分嘈杂，外部环境似乎很乱，只说了一句“正有事，稍后跟我联系”就挂断了。
可一直等到半夜12点多，他也没再联系我。
1月23日凌晨3点，我在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李伟让我赶紧看新闻，我迷迷糊糊打开新闻客户端，上面显示着武汉市政府刚刚发布的通知：“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封城”的消息是真的，且落地如此迅速。忙问李伟现在的情况怎样，他说自己刚刚开车带着妻子、儿子和岳父母出发，正准备上高速，目的地是妻子的湖南老家。我问他这大半夜的怎么走这么急，新闻上也没说高速公路要封。李伟说既然已经“封城”，关闭高速和国道是迟早的事情。
回老家是早就计划好的，一家人原本打算23日上午出发，但妻子凌晨收拾行李时无意间打开手机看到“封城”通知，吓了一跳，一家人紧急合计一番，在不确定23日白天高速公路是否封闭的情况下，决定连夜出发。
“高速口上全是车，大部分是武汉牌照的，估计也是凌晨看到通知和我们想法一样的人，还有一些外地牌照的，估计是怕后面高速封了回不了家的在武汉的外地人，昨晚加油时人还不是太多，刚才路过油站，里面排队加油的车子已经排到了外面的公路上……”
特殊时期的恐慌情绪是容易被传播和放大的，李伟说自己在小区门口至少遇到5辆私家车，很多都是拖家带口、看到消息就立即选择出门的；开出小区后，李伟妻子想在小区外面的24小时便利店里买点饮用水和食物，进门后却发现很多居民正在店里“扫货”，饮用水、面包、方便面是主要目标，很多人甚至看都不看商品价格和品类，直接往结账柜台上搬——病毒迎面袭来，普通人想避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一情景更加坚定了李伟一家出走的决心。
“谁能想到，以前在美国大片里看到的场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都说不清‘封城’之后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动作，不是心里没底，谁愿意大过年的往外面跑……”李伟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无奈甚至无助。
我有些担心起李伟一家的身体状况。因为新闻上说，这次肺炎病情的潜伏期很长，疫情发生后，像我们这种曾在武汉生活过的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离开武汉，也就离开了对病毒最为敏感的反应区，往大里说，可能会带着病毒传播，往小里说，一旦自身发病，外地毫无准备的医院肯定不如身处疫区的武汉医院处置得当——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我委婉地将想法讲给李伟，李伟沉默半晌对我说，目前外面的声音也很杂，谁也不知道疫情到底到了什么状况。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武汉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要排队几个小时才能看上病，反正说什么的人都有，自己也不可能跑去医院亲自看一看，“之前新闻上不是有个大连籍患者，在武汉看不上病，开车回大连反而得救的事情吗？这关口，只能站在自家人的角度上考虑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嘱咐李伟路上开车注意安全，一旦感觉自己和家人身体有恙，赶紧就近找医院处置。
李伟说他知道该怎么做，让我在家也注意安全，虽然离开了武汉，但他预感我们这些身上贴着“武汉”标签的“幸运儿”，之后的境遇也不会太顺利。
李伟大我1岁，父母都是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为了生计四处奔波，至今仍在北京打工补贴家用。
李伟年少时一直跟随父母在各地漂泊，9年前为了能来湖北与女友结婚，拼尽全力参加了不下6场体制内考试，才终于得偿所愿；6年前为了能在武汉安家落户，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才在汉口买下了一套90平米的二手房。
搬进新房的那天，平时只能喝二两酒的李伟痛饮了一斤白酒，醉醺醺地跟我说，自己终于算是在武汉这座城市扎下根了，以后儿子可以光明正大的说自己是“武汉人”了，不用像自己当年那样，为了不被借读学校的同学欺负，有时说自己是湖南人，有时说自己是甘肃人。
再想想我自己，大学毕业后便来到武汉，读研、工作、读博，办了武汉的身份证、买了武汉的房子、挂了武汉的车牌，跟人说起武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把“华中地区唯一副省级城市”、“九省通衢”、“东方芝加哥”这些称谓自豪地挂在嘴边。
但谁能想到，一座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一座哺育过我们又同时被我们守护过的城市，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封锁，无论离开还是留下，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就像这个凌晨的电话里，李伟最后说的：“虽然只是暂时离开，过后还会回来，但总是有种‘逃离’的感觉，一会儿想离武汉越近越好，毕竟家在那里，一会儿想离武汉越远越好，毕竟病在那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1月23日，大年廿九。从早晨到中午，所有新闻都在轮番报道“武汉封城”的消息。父母看到新闻后，很庆幸我能在封城之前回到了老家。
但等到下午，我和父亲便开始不断接到各地亲朋好友的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开了武汉、身体是否健康。我和父亲只能告诉大家，今年情况特殊，不再去他们家里拜年，也不邀请他们来我家做客了。
很快，听说武汉市面上就已很难买到口罩、消毒水等物品了，连医院都缺。晚饭后，父亲去楼下药店准备买一些备用，不料跑了很多家，都被告知N95口罩售罄，以往12元1包（10个）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也涨到了40元。花150元买了3包口罩和2瓶消毒液，回家之后就把我的车消了好几遍毒。
晚上11点，原定今晚坐动车回老家的同门打电话给我，声音很疲惫，说列车都停运了，他整个白天都在想各种办法离开武汉，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又回到了学校，在寝室里发呆。
“幸亏你自己有车，说走就能走掉，中午时火车站附近有黑车，司机开价500元说送到孝感站，再从那里买票坐车。我嫌贵没坐，结果下午想坐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800一位了，还不拼车。”
同门说第二天想再去找一个相熟的有私家车的师兄，看能否把自己带出武汉。他的孩子刚满周岁，年前妻子一直催他赶紧回家，他因忙学校的项目，把归期一拖再拖，终于赶在年前忙完了，却发现自己走不了了。
1月24日，除夕，清晨我被父亲叫醒，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找我，已经给我手机打了5个电话了，前4个他没有接，最后一个接起来，对方着急忙慌地非要跟我讲话。
电话拨回去，一位姓张的居委会干事上来就问，“是不是刚从武汉回来？”我又把自己从武汉到襄阳、又从襄阳回老家的行程跟他讲了一遍。得知我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后，张干事似乎松了一口气，嘱咐我这段时间不要出去串门，身体有任何情况马上联系他。
我先对张干事表示了感谢，但又不太明白自己从武汉回来的事情是如何被居委会获知的。张干事告诉我，因为我的车就停在小区外面的公共车位上，他们居委会从昨晚开始，连续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不断有居民举报说，“有辆鄂A牌照的轿车晚上偷偷回来”，有人在电话里信誓旦旦，说自己亲眼看到“从车上下来3个人，相互搀扶着，好像病得走不动了”，还有人说“一个操武汉口音的人从车上下来，说是回来治病的”。
张干事说，自己是通过车上的挪车电话找到了我，如果我再不接电话，居委会就要联系医院和派出所派人来家里找我了。
我有些无奈，但也没有办法，紧要关头，社区居民有警惕性是好的，但我分明是一个人回来的，也不会说武汉话，不知他们举报的“3个人”和“武汉口音”是哪里来的。
我又给李伟打电话，问他在湖南老家怎么样，他却告诉我，自己全家人正在去珠海的路上。我大吃一惊，问不是回湖南吗，突然跑去珠海做什么？李伟很无奈，说这事儿说来话长了。
他们一家人到达湖南衡阳是23日中午12点。一行人还在镇上买了一些礼品，打算回李伟岳父在村里的老房子过年。上午9点的时候，岳父就在车上联系了还在老家生活的大哥，岳父大哥对他们一家的归来没说太多，还让他们路上小心。
但等到中午，车子就要进村了，岳父又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劝他们“不要回来了”，说村里上午开了会，不许武汉回来的人员和车辆再进村，已经进村的也要全家隔离。村干部还着重点了岳父大哥的名字，让他“以全村利益为重，以村民健康为重”。
李伟开了一夜的车，只想找个地方休息，既然不能回村了，便想在镇上找个酒店先住下。但很快他就发现，镇上的所有酒店都拒绝接待持有武汉身份证的旅客，有些酒店甚至直接禁止他那辆鄂A牌照的车停靠。
李伟没办法，换妻子开车继续前行，目的地改为了江西赣州。
和我成为同事前，李伟曾在那里工作过3年，对那边情况比较熟悉。车子开上泉南高速后，他给以前的同事打电话，相聊甚欢，同事还纷纷嘱咐他“注意安全”。李伟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在赣州落脚，然而，当前同事得知李伟一家即将赶来时，又纷纷告诉他“千万不要过来”，说赣州市里正在四处搜索鄂A牌照的车辆和他们这些封城前从武汉出来的人员，城里的情况听起来甚至十分夸张。
“有位以前关系不错的同事在电话里用了‘抓’这个字，不知是他无心还是他的上级本就是这么交代的，但咱们干警察的，对这个字最敏感，一瞬间，我便打消了前往赣州的念头。”李伟说。
赣州不去了，李伟在泉南高速上就近寻找出口下了高速，出收费站时，已经有人在出口测量司乘人员体温了。虽然一家五口无人发热，但李伟妻子因为之前患有咽炎，多少有些紧张，不经意间咳嗽了一声，便被全副武装的检查人员带去了隔离区，反复确认没有患病风险后才被放回。
我问李伟下一步怎么办？李伟说，先到珠海吧，原本家人就打算今年过年来珠海旅游，之前因为考虑到自己的腿部手术不能长时间开车所以作罢，这次既然阴差阳错地出来了，索性直接去那边跨年得了，也散散心。
我问他能否确定珠海那边接不接待，李伟说，只能试试看了。不过他又说，自己原本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广东韶关——他父母早年在那边工作过，自己也在韶关的中学借读过一年，对当地情况相对熟悉。但他跟韶关开酒店的朋友联系了一下，对方同样告诉他，自1月21日起韶关市有2例确诊后，酒店经营者就对武汉旅客风声鹤唳了。
“还是去住大点的城市吧。”朋友这么劝他。
除夕夜，一家人吃完年夜饭，我按照家乡习俗开始给亲朋好友打电话拜年。大多数接到电话的亲友都会问我一句：“回来了还是在武汉？”我赶忙主动说，自己已经回到老家，正在家中“自我隔离”，今天电话拜过年，春节就不见面了。
打电话给同门，他说早晨在苦苦恳求下，师兄终于同意开车带他尝试离开武汉前往孝感，但两人在硚孝高速上被警察直接拦下，后来又在沿途多个服务区和高速出口徘徊等候了9个多小时，直到晚上6点确定完全无法离开武汉后，两人才无奈返回市区。随后同门获知了武汉周边鄂州、黄石、黄冈、孝感等市县也已陆续“封城”的消息，彻底打消了返乡念头。
我跟着他叹气，劝他在学校多保重，又说自己寝室里还有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舍管开门去拿。
再打电话给李伟，李伟说已经赶到珠海了，但情况依旧不不太乐观——绝大多数酒店不接受自己一家的投宿，问了当地朋友，朋友建议他去景区的五星级酒店询问一下，那些酒店运营方式成熟，对从疫区过来的游客应该有相应的接待方案。李伟在朋友的指点下找到一家高档酒店，用自己曾经的甘肃身份证办理了入住。但岳父母在使用武汉身份证办理入住时，遭到了酒店的拒绝，眼下他们还在与酒店前台交涉。
后来李伟跟我说，那天直到凌晨，酒店才勉强同意他的岳父母开房入住，就这样过了个除夕夜。
大年初一早晨，我又给张干事打了电话——按照居委会的要求，我从22日回家后，每天都要定时给张干事打电话，汇报自己的体温和健康状况。
张干事一如既往地嘱咐我不要出门、不要见客，如果感觉身体不适马上联系他。然后又说，这样做只是目前防疫大局需要，并不是对我这样的武汉返乡人员有什么偏见，请我不要介意。我明白他的职责和难处，两人之间的交流还算愉快。
但到中午，张干事却突然打来电话，客套一番后，他有些支吾，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又有所顾虑。
我请他有话直说，张干事在电话里叹了口气，问我能不能想办法把我的车“处理一下”——周边居民对鄂A牌照的车实在太过敏感，不断打电话到居委会和派出所举报。小区有几位老人还打过多次电话，说车就停在自己散步的必经之路上，每次路过都会觉得自己身体“有症状”。
我被气笑了，张干事也无奈地笑着，我问他那我该怎么“处理一下”，总不能把车牌撅了吧，那是违法的。
张干事让我别介意，社区老年人多，对武汉疫情很敏感，建议我照顾居民情绪，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停车，这样既照顾周围居民情绪，又保障自己车辆的安全。如果确实找不到的话，他来帮忙找。
我无奈地摇摇头，也只好先对张干事表示感谢，然后出门寻找那些“不显眼”的停车位。
1月26日，大年初二，早上我出门去车里拿东西，发现昨天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不显眼”的停车位旁，竟立了一块破木板做的牌子，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不欢迎武汉车辆，在此停车后果自负！！！”
看着那3个大大的感叹号，我把破木板扔到一边，心想索性开车出去转转吧。
街上冷冷清清，车行1个小时，刚进了南部山区，就看见沿途村庄大多都在入村道口上立着牌子，上面用红纸黑墨写着“劝返点”三个字。牌子旁边坐着几位戴口罩的工作人员，应该是负责劝返外村前来探亲的村民的。
路过一家乡村超市，我想下车买瓶饮料，不料超市旁边恰巧是一个村庄的劝返点，还未等我熄火，劝返点的几名工作人员便如临大敌一般向我走来。路边的行人可能也注意到了我的车牌，立即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我见情势不妙，赶紧开车离开，从后视镜里隐约看到他们纷纷掏出了手机。
上了317国道，后视镜里立刻出现一辆闪着警灯的面包车，一直跟着我。不像警车，也不像救护车，车前排坐着两名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人。我加速它也加速，我减速它也减速，我不知道这辆车的目标是不是我，走到一处相对荒凉的地方，我索性把车停在路边，没想到那辆车也在距我几十米的地方靠边停车了。
看来还就是奔着我来的，但也没想抓我，只是想赶我走而已。我苦笑一声，上车继续前行。直到临近绕城高速时，那辆面包车才从一个路口掉头返回。
我忍不住又给李伟打了个电话，想跟他絮叨几句。可李伟却告诉我，他已经行驶在许广高速上了。我有些诧异，说好不容易才住下，这又要去哪儿？他却说，26日一早酒店便通知所有武汉来的旅客离开。
他们前脚刚离开酒店，珠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就给李伟打了电话，说在另外一家酒店包了一个楼层，所有武汉过来的旅客统一搬到那个楼层去，平时没有特殊事情就不要离开酒店，“其实就是换种说法的隔离观察”。
李伟说，虽然自己心里明白，无论是酒店方还是政府，这样做都是对的。但“与其在这隔离，不如还是回去吧，毕竟回去……”李伟话没说完，我猜他后面想说可能是“没有歧视”吧。
“一家老小，就想安安稳稳过个年，规避点风险……早点知道肺炎的事情这么大，大家要是能提前做个准备，也不至于现在被人赶着到处跑……”李伟似乎有一肚子委屈。
我劝他先想想后面怎么办。李伟说，眼下实在不敢带一家人回武汉，要不就去湖北荆州吧。岳父母在荆州某单位宿舍区有套老房子，一直没收拾，回去收拾一下，先把年熬过去吧。
“以前都是出来‘追逃’的，这次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被追逃’的滋味。”
我依旧担心李伟的腿伤，他却说自己眼下更担心的是车上拉着的一家老小。2000多公里的行程，因为无处落脚，自己只能跟妻子轮流在高速公路疾驰，偶尔路过人少的服务区才敢下车休息一下，也不敢久留，再迅速离开。儿子几次哭闹着要下车，岳父母一路晕车，他和妻子也已经非常疲惫了，实在不想再这样跑下去了。
返回湖北是无奈之举，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尾声
同门给我说，他回学校后领到了学校免费发放的“年夜饭”，一边吃饭一边与家人视频，算是度过了2020年的除夕夜。学校食堂过年期间供应三餐，他在武汉不用饿肚子，我宿舍里存放的腊肉被他拿去一些，又从宿舍管理员那里借来了炊具，有时也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1月26日晚上9点，李伟给我发微信，说自己已回到荆州，家中一切都好，暂时没有感染症状，现处于“自我隔离”状态，请我放心。
1月27日上午8点，我向居委会张干事通报体温和身体状况之后，他告诉我，已经帮我找到了一处相对隐蔽的停车位，让我尽快把车挪过去；也是这一天，学校的通知发来了，2020年上半学期的开学时间延后，何时开学等待通知。
（所有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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