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罚款,不生交钱,这道选择题我不会做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阿烧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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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时让生育回归生育?
辛弃疾在词中写过:“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其实,即便在生育观念逐渐现代化的今天,向往这种多子多福的温馨画面的中国人仍不在少数。
让生育回归生育,让问题不再是问题,让生活更接近生活,我们还需要好的政策作为保障。
最近,有关全面放开生育的传闻不绝于耳,让很多人不禁感到恍惚:生与不生,多生与少生,早生与晚生,几十年间,中国人的生育观念随同政策几经改变,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结构。
如今,随着生育率下降,鼓励生育的新风向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但老百姓的心里总有一副算盘:如果不能真正解决生二胎甚至三胎所面临的抚养压力问题,仅靠几句口号很难改变固有的生育观念。
说到底,如果没有切实的利益保障,年轻人是不会轻易生娃的——就像当年如果没有超生罚款,我们的父辈也不会放弃“多生一个”的执念。
但最近的一篇文章,让那些不动如山的年轻夫妇坐不住了。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文中提到设立生育基金的设想,让不少人感到压力山大。
原本想着不生孩子能少给社会添麻烦,如果这项基金变成现实,拒绝生育的育龄夫妻就要蒙受真金白银的损失。可要是生孩子,一系列的新困难又会像倾倒在桌面的水,蔓延开来,无从收拾。
生或者不生,都是个问题。
不生孩子,你也快乐不起来
这篇发表于党报的《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在网络上不断流传,招来的大都是网友的反对声:当中作者有关新的生育政策的设想,听起来实在有些激进和残酷,有点类似于当初一刀切的一胎政策——只不过走到了抑制生育的反面。更多人担忧的是,这篇文章会不会预示着下一个阶段的政策方向。
我们仔细看这篇引发讨论的文章,它设想我国未来鼓励生育的措施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部分。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中期政策中“建立生育基金制度”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生育基金制度,我们引用一下作者的表述:“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所谓生育基金,和养老保险的模式有些相似。简单来说,就是生育二胎以上的家庭可以收到补助,这部分钱一部分出自财政,一部分来自其他没有生育二胎的育龄家庭。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设想,当初响应政策号召,好不容易扭转了生育观念,笃信“只生一个好”的年轻夫妻们,如果不再次改变观念,很可能就要面临一笔类似社会抚养费的支出——为隔壁邻居抚养二胎三胎四胎贡献力量。
这个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可能就意味着当初最严格践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会变成新政策下损失最多的家庭。读了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怎么可能让人觉得舒服呢?
养儿和养老,哪个更难
从2001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到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新增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来临的压力之下,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了。
2016年卫计委“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再坚持20年”的表态言犹在耳,不久前,卫计委就坦诚地表示,经济负担重是消极生育的主要原因。
近日网上流传一张“全国生育成本地图”,图上列举了育儿成本较高的几座城市。北上深广四地毫无悬念高踞榜首,育儿成本均超过200万。榜上前十位还有杭州、南京、武汉、青岛、西安和长春,育儿成本也在100万以上。
当然,这里育儿的含义,是孩子能够享受相对健康舒适的成长环境,以及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把标准放低,只是让孩子长大的话,一些低收入群体仍然有强烈的生育意愿。
比如纪录片《生门》里,有个叫曾贤春的农村产妇,由于乡间“重男轻女”观念重,已育有两女的她仍要拼死生第三胎。
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们也能够得知,巨大的养育压力正在平息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生娃冲动。但对于丁克夫妻,甚至是独生子女的爸妈,未来最大的挑战,或许不是可能出现的生育基金,而是养老困局。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一句口号传遍全国: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当年的育龄男女,今日也应该加入了退休行列,但至少他们还能站在人口红利的尾巴上,过着相对安心的退休生活。
在未来老人多孩子少的老龄化中国,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子女环绕左右,这一代人的晚年,还能这么安心吗?
相比于“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包袱,退休后可预见的经济困窘和精神空虚,以及社会养老体系的不完善,恐怕更值得丁克夫妻担忧,总不能人人都去参加“以房养老”吧?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在补习班、幼儿园之间来回奔波的年轻父母也没那么“无私”——所有的投入,都可能在几十年后收获回报。
我们需要怎样促进生育政策?
假如未来开放生育,你会生吗?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全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51.2%,比2016年还提高了11%,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过50%,甚至超过一孩的出生人数。
这说明,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加入生育二孩的行列的。如果日后社会保障更健全,相信应该还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孩子。
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反过来,想要触及灵魂,就要先拿出利益来。政府为了未来的社会发展,适当地调整人口政策,这无可厚非。但相比于某些专家总想从老百姓身上抠钱,提出“生育基金”这样的臆想,还是切实的补贴更行之有效。
育儿中所面临的困境,财政都应当一一予以照顾。比如严格落实产假制度,完善丈夫的陪产假制度;而对于员工生育休假后,事实上蒙受损失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免税政策;学习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对于奶粉费进行补助,逐步将幼儿园、托儿所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等等。
这篇《新华日报》的文章中,倒是有一点设想听起来确有可取之处:把过去所积累下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所谓的超生罚款,用于补贴多生孩子的夫妇,从而达到促进生育的目的。总而言之,只有政府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利,老百姓才敢生、敢养。
辛弃疾在词中写过:“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其实,即便在生育观念逐渐现代化的今天,向往这种多子多福的温馨画面的中国人仍不在少数。
让生育回归生育;让问题不再是问题;让生活更接近生活;我们还需要好的政策作为保障。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阿烧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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