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声”被消音的100天：没有什么比做activist更令人振奋

2018-06-22

女权之声

原文来自微信「墙洞|NGOCN」：~~“女声”被消音的100天：没有什么比做activist更令人振奋~~

作者 | 邹蕴

编辑 | 郭睿（特约编辑）

本文由声音计划与端传媒联合出品

首发于端传媒

2018年3月9日，拥有十数万粉丝的性别平权媒体“女权之声”被微信、微博双双封禁，账号不得恢复。自2015年起，女权议题的讨论、活动空间不断收紧，直到被“失语”。但是中国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趋势并未完全停滞，从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实名举报长江学者沈阳性侵，到网约车司机性骚扰事件引发热议，女权仍在不断发声。

我们记录下“女权之声”被封100天的前因后果：

半年不到，熊婧的发色变了三次，从灰色、金色到现在的绿色。

朋友笑她是因为现实里的光亮渐渐黯淡，所以需要色彩给生活增加一点希望。熊婧不置可否：“在麻瓜的世界里，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人看出我的不一样。”

熊婧是“女权之声”（以下简称“女声”）的编辑，她觉得做女权运动是世界上最酷的事，那些不关心女权的人则被她戏称为“麻瓜”。

说这话的时候，熊婧的脸上挂着笑，眼里是满满的骄傲与自豪。她说：“在中国做activist（社会活动家）是没有出路的。可是没什么事情比当一个activist更让人振奋。”

2018年3月9日凌晨。午夜12点的钟声刚过，熊婧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终于松了，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今年的三八终于还算平安地过去了，大家都还在，可以发张女子力照片安心睡去了”。

但一觉醒来，现实就跟她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女声”，这个通过网络向公众倡导和普及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权媒体，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后第一天，被中国大陆两个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微信——双双封禁了。

“女声”微博账号被封，图片来源自网络

七年，十八万微博粉丝——一下子就没了

“一种悲伤的平静。”

熊婧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懵的状态，过了好几天的时候觉得好难受。 你为一个东西工作了七年，从一千多粉丝到十几万粉丝，一下子就没了。”（编注：封号前“女声”有十八万微博粉丝，七万微信粉丝。）

关于封号的原因，微博客服含糊其辞，微信平台给出的解释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你的账号已被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责令永久屏蔽，违规内容：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

《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是“女声”于3月6日在微信发布的一篇推文，主要介绍一个三八妇女节的线上反骚扰活动。早在3月8日凌晨，微信就以“此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由删除了这篇文章。

年初，受全球MeToo运动的鼓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在网上揭露了12年前被博士生导师陈小武性骚扰的经历，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反性骚扰活动：超过90个高校的8000多名校友和在校生，通过网络公开联名信的方式，敦促高校和教育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被视为中国版MeToo运动。

这个线上反骚扰活动，正是由其中的38位公开信发起人联合发起，号召大家于三八妇女节期间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三八反骚扰#话题发布自己的反性骚扰宣言，并向身边的人做反性骚扰的倡导，以唤起公众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

“女声”的微博于妇女节当天发布推文，但到了中午， #三八反骚扰# 话题就被微博删除了。同时，《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这篇文章被反映无法查看。

与“女声”账号一同消失的还有为其声援的声音。“女声”读者戴陌于3月9日下午在微博发起 #我是女权之声本人# 的接力游戏，获得许多读者支持，但两天后，这些话题被微博平台删除。

被删前，该话题已获得近50万阅读量。还有不少网友将自己的微博头像改为“女权之声”的头像，但这张图片很快被微博平台定向屏蔽了。此外，倡议公众一起行动帮“女声”追回账号的微博账号亦被封禁。

“女权之声”四个字遭遇微博全面屏蔽。直到现在，在微博平台内搜索“女权之声”，得到的结果还是一句“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

“女声”拒绝保持沉默。3月12日，编辑部发布声明：已将所有帖子重新发布在网上，其在三八节期间发布的帖子均围绕倡议妇女权利和反对性骚扰的主题，“不存在任何有悖公共利益的内容”，因此“拒绝接受被封停的结果”，并“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取回微博和微信账号”。

封号的第七天，北京几个女权主义者给“女声”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葬礼。图片由作者收集

在没有收到微博和微信平台回应的情况下，“女声”于4月4日以邮寄方式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腾讯和新浪无故封号，要求对方恢复账号、道歉、并赔偿损失1元。

“女声”代理律师黄沙透露，腾讯以《网络安全法》中提到的“扰乱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为理由进行封号，然而“女声”发的内容完全未触及这条线，腾讯侵犯了“女声”的合同关系权利，女声可以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

签收邮寄诉状后，两家法院均未依照规定作出回复，而是沉默。黄沙遂于4月16日去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提起诉讼，“女声”编辑也于5月14日前往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当面起诉，均未能立案。

“我这都没办法跟你解释。”一位法官如此回答编辑对为何无法立案的质疑。

“女声”还在3月16日就封号一事给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寄了一封挂号信，吁请网信办敦促微博、微信两大平台恢复“女权之声”账号，就封禁行为给出明确解释，并公开网信办对于性别平等言论的审查标准。截至发稿前，编辑部未收到网信办的回复。

尽管对结果并不意外，熊婧说：“我们不想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绝望，感到很犬儒，变得很消极，觉得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不能假装没发生过，不能当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其他人都被封，就让它合理化。”

3月28日起，“女声”忠实读者、妇女权益工作者马户联合一些志愿者写信向全国123位人大代表、90位政协委员呼吁关注“女声”被封号一事。

到目前，马户本人寄出的信件未收到任何回复。同时，包括马户、黄沙在内的5名志愿者向北京和广东两地互联网主管部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有关部门公开指令封禁“女声”账号所依条款和具体细节。

截至发稿前，网信办未给予任何回复；寄往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办公室的申请信息公开的信件被退回；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则答复信息不属于其公开范围。志愿者们只收到了工业和信息化公开部、北京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的回复，三方均表示未指令屏蔽“女权之声”的账号。

我们希望成为站在前面的传播者

“女声” 是熊婧所有的青春和过往。

2011年，23岁的熊婧从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毕业，立志要为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那时中国关于女权的信息和机构都十分有限，熊婧在百度搜索“女权”二字，发现根本找不到什么相关信息。恰逢微博平台在大陆兴起，熊婧试着在微博搜了搜，就看到了当时还叫“女声报”的“女权之声”。

“女权之声”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品牌产品，该网络由一群资深女性媒体工作者和研究者于1996年创办，旨在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的传播权利。

2009年9月，“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独立创办女权主义时事述评周刊《女声电子报》，该报主笔为资深媒体人吕频，主要评析与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相关的时事新闻、追踪和回应大众媒体对妇女/性别议题的报导，以及报导民间妇女组织的行动等等。

2010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以“女声报”为名进入社交媒体，2011年4月正式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一直沿用至今。

2011年5月的一个夜晚，熊婧看到 “女权之声”招聘实习生的信息，激动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当晚就准备好简历，给时任“女声”主编的吕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求职信。

信中，她写道：“虽然我常常在朋友中高谈阔论女性主义时感慨志同道合者难觅，在想要行动起来、做些什么时感到‘报国无门’，但在中国，你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吕频第二天就回信了，她主要的顾虑是，熊婧已经毕业，而“女声”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实习工作。熊婧毫不在乎。6月10日，她带着一个行李箱只身来到北京。后来，一位正式员工的提前离职，熊婧在8月意外转正。

NGO的待遇向来不高，“女声”的待遇更在NGO的平均水平之下。当时熊婧的税前收入是3200元，扣掉房租1600元后便所剩无几。但熊婧不以为意，而且一做就是7年：“我没有职业规划。女权之声曾经是我的全部。”

刚加入“女声”时，熊婧的主要工作是运营微博，发布与性别和女权相关的内容。那时，女权议题在公共话语场的存在感很低，“女声”的粉丝只有寥寥一千多人，大多是教师和一些关心性别议题的年轻人。“女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女权议题可见化，将其引入公共空间的讨论中。

2012年6月20日，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位女士穿着透视装的背影照，并配文“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姑娘请自重”。这条微博引发女权主义者在上海地铁发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行为艺术表示抗议。

“女声”的微博账号全程跟进并支持了这次活动，微博第一次被热转几千条，粉丝也增到一万多。往常门庭冷落的微博主页也突然涌入许多谩骂与批评。

“当骂你的人特别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突破了粉丝的圈子了。”熊婧说。她记得当时有一个票选，70%的人都不认同“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那一年，也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最闪耀的开端：从2012年至2015年3月，“女声”作为青年女权行动派重要的发声平台，参与并支持了“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 “声援李阳家暴案当事人Kim”、“万人签名反家暴”等妇女权利公开倡导活动，并与中国大陆各地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为她们提供传播支持。这些外人看来“博眼球”的行为艺术，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想要提升女权议题可见度的一种大胆尝试。

熊婧最难忘的是“受伤的新娘”行为艺术活动。

2012年2月14日，她跟随三位穿着染血婚纱的女权主义者，走上北京二环内的前门大街，呼吁消除亲密关系暴力，高喊“打不是亲骂不是爱”、“不要暴力好好爱”，空气里都是她们高喊时呼出的水汽。

这一举动不仅引来大量围观，还迅速招来保安和警察的驱逐。尽管整个过程并未持续很久，但在熊婧的脑海里，那段路像是一部电影的慢镜头。她记得围观路人看过来的好奇眼神，记得身后警察催促离开的手势，还记得自己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那是兴奋不是害怕。

“这种成就感无可比拟。”熊婧说，“女权之声的意义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发消息的地方，它也是行动性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成为一个站在前面的传播者的角色。”

2015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年3月7日，发生了“五姐妹”事件——五位女权主义者因策划公共交通反性骚扰倡导活动被拘留。同时，多名女权主义者被约谈。一时间，整个女权圈子人心惶惶。开会讨论后，基于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女声”编辑部决定全部离京。

熊婧去了上海，在一个朝北的小房间里待了半个多月。3月的上海下着连绵的雨，潮湿空气中仍然带着冬天的刺骨寒冷。熊婧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每天裹着电热毯，缩在阴暗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等待消息。

“有人在门口走动会觉得很紧张，听见快递的声音会觉得很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担心。担心被抓的人，担心她们到底怎么样。”

37天后，“五姐妹”终于获释，熊婧在第二天就回到北京，继续“女声”的工作。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却又都不一样了。

女权议题的活动环境开始急剧恶化。不仅行为艺术等活动难以为继，女权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也一再被压缩。

2015年，广州女权媒体“新媒体女性”的微信公众号因提及“五姐妹”的事情被两次封号。2016年3月，微博账号“女权行动派更好吃”被微博平台以“发布了有害信息”为由注销。

2017年2月20日，微博平台以“近期发布的内容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对“女声”账号禁言30天，导致这个全国最知名的女权平台无法纪念妇女节，也无法在三月这个难得的妇女话题高峰期发声。

编辑部拨通新浪微博客服电话询问缘由，被告知是发布了“女权主义斗争相关内容”。而在被禁言前唯一和所谓的“女权主义斗争”相关的，是一篇介绍美国女权主义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举行妇女大游行的文章。

“那也是我们的逃生窗口期。” 吕频后来在《女权之声编辑为何要继续斗争》中写道。在那之后，“女声”也可以转变定位，放弃行动主义的取向，但是它并没有。

“上面的人不喜欢‘运动’两个字，而且还是一个从国外来的运动”

“封女声，谁得分？”妇女问题专家冯媛问道，“网管当局得分吗？不得分。只能让不管是关心女权的还是不关心女权的人，负面地评价社会管理者，负面地看负责社会管理的掌权当局。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起来完全是给执政党和国家抹黑。”

冯媛是看着“女声”成长的人，在她眼里，“女权之声”一直在中国的语境下创建和运作，多年来不管是形式和内容都注意避免“犯忌”，最近几年尤其审慎。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选择三八妇女节晚上和次日封号”，她感到十分震惊、痛心和愤怒。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王政认为，封禁“女声”是网络主管部门犯的一个大错误，和“五姐妹”性质等同。

作为一名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史的学者，王政认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国际上都非常正面。她提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初心就是争取阶级的平等、男女的平等和种族的平等，创立之初就已经高高举起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的大旗。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政府更提出男女平等为基本国策。

王政认为，封禁“女声”与中国宪法和基本国策背道而驰，这一行为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年轻一代与政府的疏离感。

“年轻人会认为我们明明在做很正面的事，为什么会受打压？他们会产生困惑和不满，觉得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这种困惑不利于党和政府在青年中树立正面形象。”

3月18日，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的警察突然打电话给熊婧要求谈话。警察向熊婧询问了“女声”的组织情况、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问题，聊着聊着，他们突然问起MeToo的事情。

“MeToo运动，上面的人不喜欢‘运动’两个字，而且还是一个从国外来的运动。”熊婧回忆警察说的话。紧接着，警察又问熊婧“女声”在MeToo运动期间发了什么。“发了很多，”熊婧如实回答，“不过其他账号也发了很多啊。” 最后警察叮嘱熊婧，希望她们不要再搞事。

女权议题敏感化是当前整个公民社会敏感化的一个写照。“五姐妹”事件过去4个月后，发生了“709案”，同年年底发生了“12.3案”。（此处删减N字）

一些温和的公共文化讨论空间也无法幸免。今年年初，上海知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因在沪上遍寻不到容身之所而被迫关闭。FT中文网发表评论文章称：“季风之死是整个社会领域萎缩的缩影，公共领域已完全为公共权力笼罩覆盖。”

没被封号的NGO工作者也充满了无力感，“（我们的账号）活下来了，有一种屈辱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是怎样活下来的，是苟活下来的。活下来就证明你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知晓“女声”被封，一位NGO从业者陷入了深深的“幸存者悲伤”。

但悲伤不是唯一的旋律。

他们想埋葬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种子

“女声”被封后，MeToo运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继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后，4月5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实名举报长江学者沈阳在20年前于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性侵同学高岩，后者自杀死亡。该爆料引发公众对于高校性骚扰议题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微博监测数据显示，在4月9日，“沈阳”与“性骚扰”成为排行前二名的审查热词。

李悠悠的帖子在不久后被删除，与该事件相关的讨论和媒体报导也遭遇了相同待遇。尽管如此，此事仍然通过自媒体和个人坚持不懈的转发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相继有学生或校友举报教授性骚扰，学术等级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讨论的核心。

5月中旬，频繁爆出的滴滴司机性骚扰事件，更使性骚扰议题跳出象牙塔，在公共空间持续发酵。从年初至今，在重重封锁下，仍有不屈服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披露骚扰事件。人们将新伤旧痛转化为相互支持和寻求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与6年前女权议题几乎透明的境况已截然不同。

“这是政府无法阻止的趋势。历史已经发展到这儿了，有些东西你回不去了。”熊婧觉得很振奋。

2017年3月2日，“女声”微博账号被禁言的第十天，“女声”发表了一篇名为《他们想埋葬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种子》的文章。文中说：“封禁一些账号，微博上删一些帖子就可以让广泛的女权主义者们闭嘴吗？并不能，而且会让人们看清楚审查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正视中国性别歧视的现实，拿出正面的态度去积极响应。”

微博上有人发起了“我是女权之声本人”的话题，用以声援。图片来源：由作者采集

女权议题的持续发酵，除了与“女声”等女权媒体和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分不开，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

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因为没有家庭内兄弟争夺发展资源，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生女孩。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普通本专科的女学生比重在2009年首次突破50%，女研究生的占比也在2016年突破了5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千古没有的社会现象。结果这些女孩子进入社会，就遭受到了性别歧视。这一大批人都是女权主义思潮潜在的接受者。”王政说，“如果政府看不到这样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巨大变化，那么今后的矛盾将会很尖锐。” 熊婧曾对“女声”的粉丝做过粗略统计，其中82%是女性，主要来自大城市。

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排行榜上持续下跌。《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对女性在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四大指标进行测评并排名。中国的排名自2008年起持续下跌，从57名一路跌落到2017年的100名，而这个榜单在2017年一共只涵盖了144个国家。

去年秋天，从未想过离开“女权之声”的熊婧渐渐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会觉得压力很大，想给自己找个出路。”

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申请出国的机会，“不甘心，不舍得，没有死心。”熊婧觉得自己对“女声”、对中国女权还有责任。作为资深的新媒体编辑，熊婧的商业选择其实很多，她却选择了常去锻炼的CrossFit健身馆老板提供的一份兼职工作。熊婧说自己在CrossFit中找到了不同于女权主义所带来的另一层面的解放和成就感。

近一年的运动坚持，给熊婧带来了明显的身体变化。她现在能拉200磅、举90磅的杠铃。穿上紧身的运动背心和短裤，健壮的四肢肌肉线条分明。当她作出二战期间著名海报“We can do it”里那个举起手臂握拳的动作时，和海报中女工的相似度极高。她非常喜欢这种充满力量的状态：“身体的力量会给你一些自信让你应对很多情况，包括让你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熊婧负责馆里的一些道具设计，门口的旗帜、馆里的黑板、甚至训练服，都被熊婧放入了握拳女工的图片。

和其他的健身教练一样，熊婧也常常劝身边的朋友运动。“活久一点。”她说。然后顿了顿又似喃喃自语般重复了一遍，“活久一点。”

2018年3月16日，“女声”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几个女权主义者给“女声”办了一场葬礼。在北京城郊一片连着坟地的废墟，周围是拆了一半的房子和散落着的电线塔。目之所及，可以看到零零散散几个城中村，村子残存着人生活的痕迹，却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