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么关注北大，我们和北大校长聊了聊
来源：火星试验室
文：张慧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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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说，你要是出新的case，我可能都不用过问，因为它有一个程序，自己就可以按照程序走，但是把20年前的case拿出来，这就让我们很难办。人也走了，我们也没有权力把case重新审理一遍。
4月23日下午，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北大120年校庆前夕，接受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博客天下》和《中国新闻周刊》五家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北大近年来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和北大精神的传承，以及北大针对性骚扰、学术抄袭等社会关注问题的制度建设。
林建华表示，北大是维新变革和国家图强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定是改革运动的先锋，无论是‘985’，还是学校内部改革都走在国家前列。北大人都有这种被选择感，这是北大精神在每个北大人身上的体现。”
除了谈到北大在改革和创建“双一流”大学中取得的成果，林建华还表示作为北大校长压力很大。他主动谈到最近的性骚扰事件，认为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遇到危机要建立制度，通过程序解决。
问
记者：北大近20年来推行的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有怎样的困难？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答
林建华：2003年的教师队伍改革算不上很成功，方法上掌握得并不是那么好。2005年实施“百人计划”，对所有新聘任的人实行6年试用期，类似于美国的tenure track 制度，2014年开始在全校新聘人员中铺开。
现在年轻人的状况是很好的，可以和国际很好的大学争一争的。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人在北大扎下根了。
北大整个的水准在提升和改善。去年SCI文章9000多篇。我1998年当化学院院长，全校SCI文章只有几百篇。
现在的北京大学，从科学条件来说是装备非常精良，从队伍来说，是世界水准的队伍。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我们是过渡阶段。现在的北大活力非常强，交叉学科的氛围慢慢形成，学科的布局在改善。
问
记者：北大下一步发力的重点何在？
答
林建华：今后“双一流”建设，我们要在大的领域下些功夫。党中央说过几次，要让世界读懂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起来，如何出一批大师，北大更是当仁不让。
中国逐步走到世界中心了，我们的大国关系表明我们变成了世界性的国家。现在应该真正去研究别人了。我们只说自己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们要带动外国学者来研究中国问题。
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是公开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样本，供大家了解和研究中国。
我们还建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把区域国别作为学科调整的方向。希望这不仅能改变北大的学科，也能对整个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个引导。
问
记者：这些改革从百年校庆之后陆续推进，1998年之后北大改革的动因是什么呢？
答
林建华：我1993年回到北大工作，那时候北大的情况是很危急的。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出租汽车司机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他们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我们是四五百块钱。那时候很有意思的故事是中文系退休的老讲师，在西门口坐着给人家补鞋。这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消息，说明他退休之后生活是没有保障的。那是教育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当时学校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没有资源是做不了事情的。
所以当时的百年校庆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一下子拿出了18个亿。
985计划提出之后，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心态和信心。北大也好，中国大学也好，进入了快速的腾飞期。如果将来回顾北大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大派了很多管理人员出国考察，讨论元培计划，学习哈佛的模式。人们的心气儿就不一样了。
问
记者：可以说这二十年对于北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吗？
答
林建华：当然，非常重要的时期。经过这二十年的努力，我们从条件上，管理上，并不是那么有竞争力的学校，变成了有世界竞争力的学校。在世界上已经是非常杰出的了。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都是问题，但是国外校长都是很惊讶我们成长的速度，中国大学的变化让他们特别震惊。
问
记者：您回头看二十年的改革，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答
林建华：任何改革都是要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做的。学习别人不是照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从“985”到今天，基本是学习别人的管理方式，队伍，学科、资源配置的方式。
从今天开始，我们比较认真地考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能是第二个哈佛，应该是第一个北大。
中国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好的学术问题去解决。中国的发展也提供了好的资源。能请很多人回来，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条件，研究条件不比国外差了。
当然我们的学生也很不错，很聪明很勤奋。中国的文化也很好，我们愿意向别人学习，海纳百川，吸收各个文化的精华。
问
记者：现在北大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变化吗？
答
林建华：教师改革的驱动力在衰退，因为基本面已经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改革的动力不像之前那么强了。现在我们开始逐渐规范化，这是一个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的改革已经不一样了，20年前很多制度都没有建立，从哪里拿来一个就可以用，至少能用一段时间。现在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改革，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教育改革就不仅是教学管理部门的事情了，首先要解决的是老师教学的积极性，就要从人事制度开始了。这个和原来是不一样了。从3年前开始，北大就开始综合改革。
问
记者：您作为校长，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答
林建华：校长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希望学校变得更好，外头人看起来成绩很好，但是在学校遇到的更多是问题。
比如说性骚扰的问题。我2015年回来做校长，就有这样的case。一个学生告老师性骚扰。以前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行政把他处理了，研究研究，证据很充分，就开除和停职了。但我回来就说不能这么干，不能用简单行政的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教师。
由教师为主体的教师行为规范与纪律委员会建立章程和执行办法。由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老师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学术上做得很好。但是委员会决定让他离职。
遇到危机的时候，要通过建立制度保证以后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所以现在北大对于性骚扰是有完善的制度的，当然我们现在在进一步完善，现在很多规定都在教师手册不同的章节里，我们现在用一个新的文件把它们放在一起，让这个更清楚。
沈阳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说，你要是出新的case，我可能都不用过问，因为它有一个程序，自己就可以按照程序走，但是把20年前的case拿出来，这就让我们很难办。人也走了，我们也没有权力把case重新审理一遍。
各个学校在早期学术道德是遇到很多问题的，因为制度不完善，后来制度慢慢完善了，我们就不怕这个问题，因为来一个问题我就知道哪个部门，哪个委员会他们去处理。
对北大而言，我还是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最后的决定不用校长做，老师们自己就做出来了。
问：
记者：除了制度建设，北大还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患于未然？
答
林建华：将来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让大家知道什么行为是不应该的。用什么方式去预防这些行为。这些都是要做要完善的。即使你把这些问题都讲得很好很清楚，我们也不能保证将来不出现这种问题。关键是出了问题有制度去管着它，就不会形成风气。风气就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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