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读书会背后的“主谋”出来说话了：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
我是郑永明，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的组织者。
看到张云帆、孙婷婷相继发声，作为“主谋”，我誓与他们风雨同舟！
1994 年，我出生在江西省赣州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偏远农村。我第一次去县城是因为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第一次坐火车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
我父母是贫苦农民，姐姐早早辍学进入血汗工厂。
包产到户后，我家分到了两三亩地，父母为了养活未名姐弟三人，在后山种上了果树，如果果树得病死了，全家就会聚在一起眉头紧锁，发愁这一年的生计。
你看，在赣南的乡村，到处都是歪歪扭扭的标语：防治黄龙病！
黄龙病不会死人，但是果树得了黄龙病，全村人就要难过死。
父母一遍遍地教育我，要读书改变命运，改变全家靠天吃饭的命运。我懵懵懂懂的，只是想为辛苦的他们做一些事。
家务和学习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清晰地记得，砍完柴的手，握笔特别疼。
高中的时候，我有不会做的数学题，我的高中老师也讲不清楚，他愧疚地说，孩子，对不起了。
我最终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选择了动物科学专业——猪的养殖与饲养方向——不要笑，只有这个专业有优惠政策。
在大学里，我不能帮家里做家务了，心里空落落的。
我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一次支教中遇到一个初一辍学的女孩，我想去说服她父母让她继续上学。她父亲说，穷，没钱，还有两个弟弟，供不起三个——这不就是我的姐姐和我吗？共同的命运和轮回刺激我必须做些什么。
我不断地在书中求索，看《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就像看到了劳累得直不起腰的爸爸妈妈；在《我是一朵飘零的花》里又看到在流水线蹉跎青春的姐姐；直到看到《问苍茫》《那儿》，我终于遇到了毛泽东。那个带领工农解放自己的毛泽东，比印在钞票上的他更值得我追随！
理论和实践使我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读书会和志愿活动使生活不再因贫困而单调。
当大家为毕业和前途困惑的时候，我反而十分坦然，没什么可以伤怀的，养活自己，孝顺父母，继续帮助和父母一样的工人农民，不就是最好的生活！
大学毕业之时，我被广州的一家公司录取。
我决定在这个崭新的地方寻找同路人，学着青年毛泽东那样“愿嘤鸣以求友”——不久之后，广东工业大学里面，多了一张我的征友帖子：知行合一，赋予弱势权利，赋予青春深度！
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我带着大家一起学习理论著作，探讨社会问题，服务弱势群体。在婷婷还没来到番禺工作的时候，我带着阿姨们跳广场舞——我跳得特难看，但这也是那些阿姨们唯一的业余生活了！
“阿明阿明，快来呀！”——我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呼唤了。
在 11 月 15 日的晚上，我们在讨论近几十年的社会问题及其发展，如云帆所言，我们的确涉及 29 年前那场风波。没想到，保安直接破门而入，要求每个人出示身份证和学生证。保安拍了我的身份证之后让我走了，而云帆和叶建科因为没有带证件而被留下。
后来我得知云帆和叶建科竟然被扣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遭到刑事拘留。而我，也很快被捕了。
六七个警察在 12 月 5 日一脚把门踹开，瞬间把我按在了床上，好像我是极端危险的歹徒——是不是像警匪片一样？
小谷围派出所对我连续 8 小时审讯，他们认为读书会背后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势力。
这个读书会背后有什么势力呢？追根溯源，不过是身无长物的我和一纸征友帖。加上几个人的青春热血便有了十几个青年，一群可爱的后勤阿姨。
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还说我是“主谋”！
我的确是主谋——宣传毛泽东思想，帮那些弱势群体做些事情，是我“早有预谋”的，甚至“蓄谋已久”的！从我出生，就注定要走上这条“极端”的道路，“死不悔改”！
这样的办案的确令我大开眼界：因为有读书会，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因为读书会有分工，就是“密谋组织”，因为我第一个发征友帖，我就是“主谋”，因为张云帆君北大毕业，自然也是“主要负责”，因为张婷婷是女孩子，看起来好欺负，就“干脆”关进去！
在看守所的艰难岁月，孙婷婷已经描述得十分真实。小谷围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确实看不出“人民公安为人民”——或者说，我们罪大恶极，不算人民！
这些指控实在是太过荒谬，因此后续的审讯我不得不沉默以对。于是又被定为“死硬”。后来他们竟然骗我说，因为我的“死硬”导致我的朋友都被抓进来了！（实则没有），还说我是带头的不能坑别人，别人还得工作生活呢！我想，那只好大包大揽一下了，于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样本，写了亲笔“供词”。
出来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并没有放过其他人，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四位左翼青年仍旧被追逃！
看到张云帆和孙婷婷的自白书，和热心群众的仗义执言，我几度潸然泪下。
在孙婷婷的微博上，看到那么多人的关心，我默默地替她高兴。
可是昨天晚上，我发现婷婷微博下面的画风渐渐变了，有许多口径高度一致的帐号近乎同时出现，霸占了评论区的前排。
——这是在证明婷婷“罪有应得”吗？！
如果说我们背后有“境外势力”“工会”，如果真的有这些，依小谷围派出所的行事作风，早就大张旗鼓昭告天下，而我这辈子大概出不来了；实际上，警方的确不断问我有没有钱，谁给的钱，但很快发现读书会打印资料的开销不过几百块，我家徒四壁，挖地三尺都找不到大票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关于我们的讨论内容——关于我们讨论的内容，张君已经说得十分明确，我们的阅读书目，在图书馆也都能借到。最重要的是，警方抄走了一切相关的东西——那我怎么给大家看呢？
还有这样的混帐逻辑：如果有“过激”言论，我们就应该“为此负责”；就应该被八小时车轮战，应该睡地板，应该丢掉工作，婷婷也活该受到如此对待。
——貌似“理客中”的背后，不仅卑微如尘土，而且扭曲如蛆虫。
在这些人眼里，所有践行理想的人都是别有用心拿钱办事，所有仗义执言的人都是头脑发热被带节奏。
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人只是被雇佣的水军。
而是谁雇佣了他们呢？是谁至今不拿出来详实的证据平息公众疑虑，回应云帆和婷婷的揭露，反而使用组织化的水军试图扭转人民的声音呢？既然你们有法有据而我们“罪有应得”，那为什么只会用删贴的手段来让我们禁言闭嘴？
善良的人们，我们从未要求无条件的信任，只希望你跟从内心的正义，
希望你一直睁着雪亮的眼睛！
我会和云帆一起面临风雨，也要为婷婷赢回尊严！
我会一直发声，直到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四位获得平安！
因为我是工农的孩子，我永远都是工农的孩子！继续帮助和父母一样的工人农民，是我最好的生活！
郑永明
201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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