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
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
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貧乏
凡是由獨裁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成功的國家，不但有持續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還要有持續不斷的思想資源的積累，兩者的相輔相成才會造就成型的民間反對運動。而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少有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間的思想資源遠比其他轉型各國貧乏，而且沒有持續積累。比如：蘇東各國本身就深受西歐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傳播一直沒有中斷。更由於五十年代的解凍，蘇東各國的民間知識菁英創造出大量反對極權的經典作品，為世界政治貢獻出通用名詞。一部《古拉格群島》的思想重量，勝過中國揭露極權主義罪惡的文字的總和。「古拉格」，作為共產極權的制度罪惡的代名詞，其份量決不次於作為種族滅絕的代名詞的“奧茨維辛”。還有哈威爾給捷克總統的公開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勝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表的所有宣言。
同樣，在緬甸，翁山蘇姬把兩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資源結合起來，一是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權至上，一是源於東方佛教的愛、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軟禁中寫就的《正義需要寬如來緩和》，就是兩種普世價值完美結合的經典文獻。中國的民間反對派人士至今也發不出如此高貴的聲音：「即使在被嚴格監禁的時候，我依然有辦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躍。囚禁我的小屋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我整天被關在屋內。這些鐵絲網時刻提醒著我自由的可貴。像佛經教義裡所說的，障礙往往會成為有利條件，一個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對自由的可貴反思。」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詞所說：在亞洲最近幾十年裡，翁山蘇姬已經成為反抗壓迫的重要象徵，成為顯示平民勇氣的卓越典範。
而在中國，50年代末的爭鳴時期，出現過諸多自由主義的聲音，儲安平和林昭的言論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抗「黨天下」的最強音。在文革中，出現過遇羅克以及更為深刻的顧准，出現過署名李一哲的呼喚法制的大字報，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就在殘酷的鎮壓下銷聲匿跡了。甚至，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都沒有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運動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羅克和顧准的思想資源和人格遺產才被重新發現。
進入改革時代，八九之前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主流聲音是鄧小平發動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重新詮釋馬列主義毛思想之上，實際上是為黨內改革派反對僵化凡是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宰權而呐喊。邊緣化的聲音，先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刊言論，就反專制的言論強度而言，魏京生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呼籲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闡述是代表作。但是，這些言論在當時被主流知識界所忽視，並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
接著，在文學藝術領域，是自我表現的朦朧詩、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先鋒派的小說、戲劇、電影、繪畫、搖滾樂。傷痕文學的主流是知識份子的訴苦和自我美化，幾乎不存在真正的對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朧詩和先鋒電影曾影響過一代人的審美傾向，但是，隨著這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這一群體的民間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漸變成了西方漢學家的謀生資源和官方作協的反面點綴，最後成為尋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領域，是關於人道主義、異化、主體性的大討論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論戰。為人道主義正名的討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點，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人學」來突破階級論設置的禁區，通過對現實中人的異化的揭示來批判現存制度。哲學上的主體性，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康得的主體論和東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著生產力決定論、社會本位論和群體主體性的沉重尾巴。文學上的主體性是借助於哲學主體性解釋藝術創作，是康得美學、人道主義、佛洛德、存在主義的大雜燴，人為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論是一種新的類型化代替舊的高大全。文化大論戰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間展開，前者借助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批判中共新傳統，並懷有一種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後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資源，借否定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來批判現實專制，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簡約化之嫌，還沒有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做過區分。至於直接針對現實來討論政治改革的聲音的公開化，是在「反自由化」運動流產之後才真正出現，
但是，一是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援，二是平反後的知識分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結，三是本土資源和理論準備的嚴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五是眼花繚亂的西洋景讓人無所適從，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蓋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代替深思熟慮的原創，八是沒有個體的真誠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九是無法實話實說的言論環境……這些深層的體制局限和精神殘缺的綜合作用，使這種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啟蒙弊端眾生。清算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大都局限在推卸責任和用苦難貼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鮮有深刻的負責的自我反思；而宣導自由主義的言說更陷於遊移、淺薄和曖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餘而思想不足，打擦邊球過多而直來直去太少。致力於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新儒家，無法理順傳統價值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銜接關係，「傳統內聖」根本開不出「現代之新外王」，不經意中成了官方愛國主義的文化注腳和理論藉口；致力於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籠統和淺薄，也沒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表述方式。中國文化思想界當時的現狀是：啟蒙者成長的思想環境，是被鬥爭哲學和語言暴力掃蕩一空的文化沙漠，啟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啟蒙，怎麼可能在一個急需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的大變革時代，發動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遠見的建設性為一體的啟蒙運動！當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識和善待人性的常識在菁英階層中間還遠未得以建立之時，怎麼可能把這種常識普及到大眾水準。
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民眾中填補共產信仰崩潰所留下的靈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風靡的「氣功熱」、「武俠熱」和「瓊瑤熱」，這三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恰好與文化界的尋根思潮相互激蕩。六四後，中共全力反對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高舉愛國主義和弘揚傳統文化，於是，氣功熱迅速發展為90年代大規模的民間組織中功和法輪功。同時，王朔的小說和影視的風靡，以反諷喜劇的方式娛樂著政治高壓的社會，幫助人們宣洩萬馬齊喑的壓抑，在用嘲諷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著消解一切價值和理想的傾向，助長了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態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熱風靡的大眾傳播中，前一種傾向日漸消失而後一種傾向卻深入人心。
其實，無論是帶有迷信和巫術的性質的氣功熱，還是具有顛覆和虛無的雙重色彩的王朔熱，它們的迅速大眾化是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在正義感嚴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釋放的無奈之中，人們轉向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轉向縱欲享樂和對金錢的貪婪，也就水到渠成。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知識菁英沒有資格苛責王朔們和迷戀氣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眾。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和道德糜爛負主要責任，是極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有局限，王朔們所起到的顛覆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菁英來承擔。但是，當知識菁英並沒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精神食糧之時，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氣功來填補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菁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菁英本身的權貴化。把平民推向槍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卻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和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即便是關注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左翼和號稱具有堅定的平民立場的新老毛派，也決不會在現實行為中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菁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閒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王朔們李洪志們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不僅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菁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檢討知識菁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80年代末的中國，八九運動就是在這樣貧乏的思想啟蒙和殘缺的知識品格之下開始的，自由知識份子在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啟蒙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膽量和能力。參與八九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其轟轟烈烈的行動留下了豐厚的道義遺產，但是在精神遺產上，參加運動的知識菁英們卻沒有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思想痕跡。親歷過這個偉大運動的知識菁英，如果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發表的言論，凡是誠實的反思者都會覺得臉紅。知識菁英為這個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與這個運動表現出的道義激情、動員規模、和平理性相比，簡直太不相稱。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偉大之比來形容。
道義凝聚力的貧困
如果沒有民間的主動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個邪惡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已經腐爛瓦解，它也絕不會自動坍塌。改變沉默大多數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狀態，首先是菁英們要敢於打破沉默，表現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氣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產極權制度整體破產的十幾年後，中國的一黨獨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穩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民間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間菁英階層的良知和勇氣的貧困。
非常諷刺的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為這種道義貧困進行辯護的最典型的理論，居然出自自由知識份子的筆下。他們完全不顧強大專制政權製造的政治恐懼始終在場的當下現實，完全忽視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和從來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的含義有著根本的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橫向移植。但他們偏偏要從英美的消極自由或保守主義出發，把八九運動的失敗和錯誤作為法國式積極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並從消極自由中引申出 「歷史的缺席權」、 「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菁英們找到了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結果是，不但對中國的現實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蒼白如此犬儒。
歷史表明，凡是已經完成社會制度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持續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存在。民間反對運動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間菁英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反對運動必須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喚起勇氣和開啟民智的象徵人物。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間反對運動之前就具有豐厚的名譽資源，他們一旦決心與專制制度決裂，以往的名譽資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是道義勇氣的化身，是民間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間組織化的核心。蘇聯轉型的完成，最初的道義象徵是持不同政見者科羅廖夫與索爾尼辛，前者是導彈之父，後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後是戈巴契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著是葉利欽退出蘇共而轉向民間，成為自下而上推動蘇聯轉型的領袖，他在歷史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象徵。東歐諸國轉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蘇聯放棄軍事強權對東歐的介入，二是得力於民間壓力的不斷壯大。民間壓力集團的不斷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恐怖政治下的道義英雄之屹立不到。波蘭有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捷克有以哈威爾為象徵人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亞洲，韓國有為反抗軍政權而幾乎喪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長達29年的曼德拉，菲律賓有以身殉難的阿基諾，剛剛出現政治和解曙光的緬甸有寧願失去自由也決不流亡的翁山蘇姬，她在演講時曾面對包圍著她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她平靜地對士兵們說：「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人民表現出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道義英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動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氣、智慧、毅力在領袖和民眾之間形成相互激勵。
反觀大陸中國，一系列民間反抗運動和中共政權的打壓，曾給一些人提供了成為舉世矚目的民間道義英雄的契機，可惜這些人或由於道義勇氣不足或由於人格狂妄和胸懷狹窄，終難承擔民間的凝聚核心和道義象徵之重任。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汙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在當時則是國內外皆知的民間英雄。八九運動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風雲人物：享譽世界的學生領袖們、著名知識份子們和民營企業家，黨內自由派中也出現過很有份量的趙紫陽、鮑彤和許家屯及其幕僚。他們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甚至就是凱旋般的流亡，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幾乎為中國流亡者群體所獨享。在國內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國內外的特別關注。
幸運的是，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民間資源，不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個人代價更是大屠殺的鮮血，為這些風雲人物提供了太豐厚的道義資源，八九風雲人物所享有的社會名譽就是靠民眾的鮮血成就的。對於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來說，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並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將在六四後形成多麼龐大的民間陣容，又將得到多麼巨大的國內外支援，諾貝爾和平獎也極可能授予反對派菁英中的某一位，如果這樣，既能為民間鼓起反抗的勇氣，又對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權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換言之，任何一個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專制制度的監獄，都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惡象徵，也將變成一個民族道義勇氣的象徵和民間反對派的核心。
這樣的假設和期望絕非道德苛責，因為，風雲人物所承擔的道義責任應該與其所享有的社會聲望相匹配，對知名人物施以道義苛求絕非不近人情，而僅僅是社會常識而已（比如，婚外戀者比比皆是，但柯林頓就要受到社會的苛責——法律調查、國會聽證和輿論譴責）。何況，在中國，在八九運動中，知名人物付出的個人代價僅僅是牢獄之災，與老百姓已經付出的生命代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私人資源，他們沒有絲毫理由浪費和揮霍這泣血的犧牲。換言之，中國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與他們所享有的社會威望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之間，出現了極不匹配的巨大裂痕。當知名菁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名流們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之時，也就是民眾收回給予名流們社會榮譽之刻。當國內的法輪功信徒不畏強權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時，他們有權利有資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會也有權從道義上苛責遠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數的愚昧而是少數菁英的懦弱和不負責任，成就了中共政權安然度過了大屠殺後的合法性危機。緬甸民間反對派的成功和中國民間反對派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領導運動的菁英之間的天壤之別，一位翁山蘇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孤立無援的民間反抗
六四後，中共政權安度政治危機和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孤立少數反抗者和收買大多數菁英、物質上的錢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錢外交和國際社會在道義優先與利益優先之間的權衡……都在幫助欠下血債的中共獨裁維持穩定。
與此相匹配的，是中國民間反對派在道義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日益貧困，民間反對運動的愈發孤立無援和邊緣化，無法形成各階層相互聲援的廣泛動員和持久堅持，每個群體對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於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之內，各掃門前雪的自私成為目前中國的道德常態。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上書還是難屬群體的抗爭，無論是弱勢群體的示威還是法輪功信徒的殉難，所有的民間抗爭幾乎都是孤立的，因而並不能對獨裁政權構成真正的民間挑戰。最典型的個案就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法輪功信徒的護法和弱勢群體的示威。母親們反抗暴政的道義勇氣不可謂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謂不傑出，法輪功信徒的堅韌和殉難不可謂不慘烈，受損群體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菁英階層的廣泛支援的普遍冷漠中孤軍奮戰。
面對這樣的現狀，有人會辯護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只能如此。這種特殊國情論被人為地辯護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為這種可悲宿命辯護的是如下犬儒式論調：1、中共政權過於強大而民間力量過於弱小。2、現政權畢竟還在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成績。3，中國民眾的素質低，還沒有進行民主化的文化條件。4、曾經長期受窮的國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發家致富的機會，所以先要麵包而後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當中國人都吃飽了麵包，自由的降臨也就水到渠成。5、現在的跛足改革是國人所能選擇的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6、國家利益優先的外交戰略對西方國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約下的道義力量就會大大縮水，所以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共政權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非宿命（宿命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辯護，是懦弱者的無奈感和無所作為的另一種表達），而是中國民間反對派本身的貧困所致。正是這種貧困，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連續的積累，致使八九運動所積累的巨大民間道義資源迅速流失；民間力量的貧困，甚至會使本來備受合法性貧困壓力的獨裁政權，在不斷的自我修補中顯得自信而穩定。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是你退我進此消彼長，民間力量長一分，專制力量就縮一分；民間力量縮一分，專制力量就長一分。每一次民間反抗暴政的行動陷於孤立無援的貧困，也就等於全社會都在參與對道義資源的變相出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的道義資源被全社會合謀出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出賣於今猶烈。
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堅持在《豬的哲學》中所表達過的觀點：血腥屠殺和嚴厲鎮壓只是外在原因，而內在原因則是中國自由主義菁英的道義貧困。大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義勇氣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菁英和知識菁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流血犧牲所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大吃人血饅頭的資本，就必然萌生一種被菁英們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佔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麽，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菁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在一個政權仍然強大的獨裁社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壓力，獨裁者決不會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而還政於民，即便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際，即便連執政黨成員都對這個制度喪失信心之時，即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擁有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好的內外環境，也無法對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動。由於民間壓力的貧困，一方面，獨裁政權可以在沒有值得重視的民間挑戰的情況下輕易地守住壟斷特權不放，另一方面國際主流社會的支援在國內外都找不到民間著眼點，只能轉而主要和獨裁政權打交道。
如果說，國內的嚴酷環境，還多少能夠掩飾可悲的現狀所標示出的國人人性腐爛的深度的話；那麽，在自由的國家裡，流亡者中堅守八九道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的事實，便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國人精神墮落的可怕深淵。以流亡的著名學生領袖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們很少再能聽到其他人的道義聲音。他們也像國內的大多數菁英們一樣，用人血饅頭作資本發大財去了，並用驚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無恥。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位，如今在波士頓當上了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她居然毫無愧疚地把六四事件當作“一些該拋棄的垃圾。”她未來的目標是：掙足夠的錢，把中國買下來，然後用CEO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何等淺薄的狂妄心態，只有無恥和無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堅守在廣場的勇氣，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後，她如此放言的膽量（如果那位訪問過她的Ian Buruma所記屬實），只能讓我唾棄！
好在，在國內外，還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動繼承著八九運動的道義遺產：牢獄中的民運元老徐文立們、年輕的自由知識份子楊子立們，闖關被捕的楊建利們……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鮮血，畢竟顯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在執政黨內部出現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菁英走上叛逆之路。尤為值得珍惜的是，畢竟一個個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母親們的沉睡良知，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以其反抗暴政的無畏勇氣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頗為可觀的受難者群體。這群普通母親們的十年堅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為六四的偉大道義價值做出寶貴的見證。她們見證著記憶中的高貴人性對自由和尊嚴的激情。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麽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
當獨裁政治的恐怖無孔不入之時，當恐懼感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一種習慣之時，讓我們記住翁山蘇姬是怎樣克服自我恐懼進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作為一個沈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
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
2002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