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点星事件】第80天：媒体关注，法援当鸵鸟，立人大学学员继续被约谈
来源：陈纯一 https://twitter.com/tansunit
荷兰《人民报》报道 #端点星 案。中共打压 #肺炎疫情 信息的做法正在传遍全世界。
https://www.volkskrant.nl/nieuws-achtergrond/coronanieuws-china-weer-onder-censuur-maar-er-zijn-nog-steeds-mensen-die-dit-willen-doen~b05e9615
“Even leek er in China ruimte voor kritische verhalen over corona, voor droevige ervaringen ook. Maar inmiddels heeft de staat de controle over internet weer stevig in handen. Online-activisten zijn opgepakt. Zoals Chen Mei en Cai Wei.”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似乎允许对新冠病毒的批评式报道及悲伤的故事。但是政府现在又回到了对网络的严控状态。网上的活动人士被捕，例如陈玫和蔡伟。”
刚刚接受英国第二大电视台 @ITV 的视频采访，谈 #端点星 案，节目很快就会播出。
Just interviewed by ITV @ITV , the second largest TV broadcast in the UK. I talked about the #Terminus2049 case. The program will be broadcast soon.
#端点星 案两位被捕者 #陈玫 #蔡伟 将面临起诉和审判，请各位推友介绍更多国际媒体关注此案，谢谢！
疫情防控下的刑法适用之三：寻衅滋事罪实务适用的合理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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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人？操纵朝阳警方、朝阳法律援助中心和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黑箱操作 #端点星 案、打压言论自由。这颠倒黑白的邪恶政权，以寻衅滋事之罪构陷无辜，以法律援助之名迫害人权。
如果 #陈玫 和 #蔡伟 被强行起诉和审判，这些恶警和走狗都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官方强行指派的两名律师：#南波 #邢琦 。来自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 。这两名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现在玩失踪，我们根本联系不到他们。我多次致电该律所，要求他们与我联系，但至今没有回音。
请问你们是来做法律援助的，还是来做贼的？需要这样躲躲藏藏、遮遮掩掩做的事情，你做了能安心吗？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 的几名高级合伙人：焦健、周胜、艾海峰，我早已委托多位朋友转达我的公开信及诉求，而这些出身名校、人模人样的所谓律师，面对该所非法代理 #陈玫 案件的事实，至今不肯回应。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政治任务，不做也不会死。对我家来说，是亲人的自由和尊严，一步也不能退！
汇总最近的消息：由 #端点星 案引起的、针对 #立人大学 学员的调查和约谈仍在持续。
端点星案被捕的两名志愿者 #陈玫 和 #蔡伟 ，曾经都是立人大学学员。而立人大学早在2014年就被北京警方强制关闭。我作为立人大学最后一任总干事，对这种事后追究株连的做法表示抗议，同时也很担心各位同学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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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刑法适用之三：寻衅滋事罪实务适用的合理限定
“疫情防控下的刑法适用”系列的第三讲，我选择的是寻衅滋事罪。
与非法经营罪一样，寻衅滋事罪也是我国刑法特有的罪名。这个罪名脱胎于流氓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鉴于流氓罪在实务适用中出现严重的口袋化趋势，其被拆解为几个罪名。寻衅滋事罪正是其中的罪名之一。
在修订之初，寻衅滋事罪在司法中的适用尚算正常。大约从2012年前后开始，这一罪名的适用开始出现显著增长的趋势，近些年更是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与适用上的持续增长相伴随的，是寻衅滋事罪处罚范围的急剧扩张。
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频频出台，为该罪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助力，而实务中进一步的扩张适用，不啻是火上加油，使其在扩张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寻衅滋事罪无疑是一个与社会治理直接相关的罪名。其适用上的持续增长，折射的是社会治安压力日趋加剧的现实。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为人们提供连接便捷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过度连接的社会。
对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而言，随着陌生人之间互动范围的扩张与互动频次的增加，随着交往的空间从现实空间延伸到网络空间，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程度以几何级别骤然提升。相应地，社会治理方面的压力与困难也成倍地增长。
传统的社会治理习惯于采取管控式的思维，任何意义上的失控都被视为洪水猛兽。由失控而引发的混乱与失序，会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大敌，而刑法则作为重要的维稳手段而存在。
在这种管控式思维的主导之下，寻衅滋事罪在众多的罪名中脱颖而出，成为解决失控现象的主要刑法手段。其间的逻辑，就如同流氓罪之于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流浪罪之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那般。
从理论上讲，基于谦抑性的考虑，刑法本应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后的仰赖手段。然而，在管控思维的路径依赖之下，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重大压力与有效调控举措的匮乏，使得我国的决策者下意识地采纳乱世用重典的立场，将刑法当作缓和社会治理中失控现象的首要手段。
也因此，除了常规的治安案件外，寻衅滋事罪被扩张适用于对维权或群体性事件、信访行为、网络言论与黑恶势力等领域的社会问题处理。这些扩张适用的领域，均明显表现出以刑法手段来配合社会治理的倾向。
问题在于，对寻衅滋事罪的这种扩张适用，是否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且正在使该罪沦为另一个流氓罪呢？
这一次的讲座，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寻衅滋事罪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又不至于成为像流氓罪那样无所不包的口袋罪？基于此，本次讲座会主要讨论以下问题：
其一，寻衅滋事罪为什么会成为口袋罪？来自法外与法内的作用因素有哪些？
其二，从寻衅滋事罪的法条规定与所处位置来看，其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
其三，寻衅滋事罪中的四种行为类型，包括随意殴打型，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型，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型，以及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其相关的成立要件具体如何界定？
其四，寻衅滋事罪的成立，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流氓动机？
其五，寻衅滋事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与伤害类犯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犯罪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直面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合理地运用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值得深入关切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