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第一年，我给副县长当秘书
2019年7月我从英国旅行回来，抱着极大的期待，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到离家两个小时车程的县政府工作。和我同一批到当地地级市工作的大学生与研究生14个，4人为研究生，其他10人为本科生，14人中3人（1人为研究生，2人为本科生）被分到每个人都渴望去的地级市市府所在地，其他11人被分到几个县的不同部门，剩余的3个研究生包括我分到了各个县政府最好的两个部门，即政府办或县委办。政府办服务县长和副县长，同时承接全县各乡镇与各局同县领导等更上级领导的沟通对接，全县大小事都通过政府办传达协调，下面有事也是先到政府办，再由政府办汇报给县长或副县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理，县委办服务县委书记和各党委领导，他们负责党委的大小事务，同时负责监督政府系统领导。因为是在领导身边工作，升迁机会比其他部门多，因此成为很多有仕途抱负之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我当时不顾导师的反对，选择回去，一是因为希望离父母近一些；另一个是认为如果要真正做点事，推动一些进步，还是需要政府系统来具体实践。
政府办和县委办的区别在于政府办负责做实事，县委办负责监督及搞党政思想工作。同事们也对这些分工有戏谑，说“政府是妈，县委是爸，人大是爷，政协是奶，爷爷奶奶一般不过问，只是需要时偶尔出来插一脚”。政府办和县委办都不直接招考公务员，在里面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领导秘书（现在改叫联络员），因此通常需要在乡镇或者其他基层部门工作几年，表现优秀能吃苦耐劳，政治素质过硬等方可被选派到这两个部门。我得益于人才引进，所以就直接进了政府办。同时研究生还直接享受副科级待遇，现在改叫四级主任科员，副科级类似于副镇长和副局长的级别。在小城市，副科级是大部分普通公务员一辈子的天花板，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副科级是大部分人羡慕的对象。第一个月，办公室主任没有叫我做任何事，让办公室同事给我发一些文秘人员必备技能之类的材料看，我就这么呆了第一个月，只陪其他人加过一次班，那次加班是改县长的讲话稿，办公室全体文秘人员都被叫去修改，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那少数几个主要领导的秘书，其他人都只是陪着加班到深夜。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就让我跟政府位次第三的副县长当秘书。这位副县长（以下简称他为Z县）排在常务副县长之后，也是县委常委，在整个县的排名（除开政协和人大领导）顺序为：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组织部部长、Z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这10位都是常委，其他六七位副县长还要往后排。可以看到Z县地位很重要，但也能看到要从一个副处级（最末的副县长）到一个正处级，中间需要跨过10多个隐形台阶，每个隐形台阶两到三年。所以听县委副书记的秘书说，县委副书记上个世纪28岁时就已经当上了副县长，从级别上来看，如今还是副处级，中间一直在跨那些隐形台阶。
我跟Z县的第一天喝酒就转了三个场，第一场是Z县出席的一个红十字会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带领大家一起赴宴，才刚坐下没一会他就叫上我和司机离席，然后将公车换成私家车，开到了当地一家比较有名的鹅肉餐馆，一进去我很局促，里面都是四十以上的10多个“老头”，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自备了一大坛子酒，Z县一进去他们就热情地将Z县让到主位，并给我和司机让位，房间有些挤，人太多，大家开始寒暄，没见过这种场合，我不知道该不该坐下，Z县简单介绍了我是他的联络员，没吃两口菜，我就发现司机已经出去了，而其他人都在敬酒，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人太多挤不下来的场合，我应该出去。从他们的聊天中知道都是各个县的一些县级干部或者科级干部，有一两个商人，他们也不完全认识。我当时看到那个喝酒的阵仗，不知道要不要主动敬酒，因为人太多，如果都敬，那我第一次跟着县长出来就要喝醉。如果不敬，又不符合我这个晚辈的身份。在纠结时，那些人已经开始向我敬酒，差不多五六个人敬我之后，Z县就接了个电话，说外面有点事，其他人送至门口，出来后司机开着车把我们送出了县城，来到了当地一个满是田园风光的农户家里，才到，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院子里等着了，我抬头一看，其中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后面聊天得知，另一个是财政局的党委书记，后者现在是闲职，和Z县以前是上下级关系，极为亲切，其他几个是财政局党委书记的农村亲戚，会做一手农家好菜，当晚就拿着喝水的大杯子盛酒，边吃锅里的鸡肉边喝，那晚我喝了一大杯，组织部副部长还说年轻人就是要锻炼，以前新人上岗，先整一顿酒再说，Z县说还是不要祸害现在的年轻人。因此那晚当我感到差不多时就没有再喝，并不断喝矿泉水稀释酒精，找机会到院子里避开。那晚书记的农家兄弟喝太醉，一直在不停灌Z县多喝，以普通人的身份，平时他很少有机会见到县长，能一起喝酒，敬酒就是最大的热情，喝得越多说明关系越好。Z县喝得不能再喝，显出醉意之后，农家兄弟仍继续劝酒，似乎要扑上去灌酒似的，组织部长和书记都觉得不妥，很快就找理由结束了酒局。那晚是我第一次和Z县一起出去，Z县喝酒比较爽快，他那晚喝完后一上车就睡着了，司机把我送到住处后再把他送回家，后面还打电话问我是否已到家。像这样的喝酒，之后的半年里每周会有三四次。相反，我和我同事们喝酒不多，一个是因为秘书太忙，大部分时候都在加班。另一个是我常常和领导一起外出，因此也很少和办公室的同事约酒。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也很喜欢喝酒，并常常以拼酒量为荣，但因为太忙，平时也约不了太多。加上办公室主任因身体问题不能喝酒，大家平时也能少喝一些，但听说主任在身体没事之前是两斤白酒的量。
Z县出去喝酒有很多种场合，但谈事情的酒局不多，多是和他的老朋友。他为人讲义气和爽快，做事能力强，所以常常有朋友来县城里请他吃饭，吃饭必喝酒，他也比较喜欢和朋友吃饭喝酒。以前他是财政局和税务局双局长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说他是财神爷，他说“不是，真正的财神爷是企业家，只有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家们发展好了，大家才有好日子过”。小县城很多招商引资的企业都难以长久坚持，唯独他引进的好几个企业都经营得比较好。他晚上赴宴大部分时候会将公车换成私车。我跟他这大半年里，我出去喝酒从没有醉过，也只吐过一次，还是春节前夕去教育局长家喝酒，人太多，因为节日的氛围将近，大家都喝得比较开心，那次Z县说的是“走，小X，今晚我给你介绍个美女”，后面得知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是他干女儿，感情比较好，刚大学毕业。那次即使醉，我也是保证Z县回到家之后，我才回到住所吐了一下。不是因为酒量好，我自己估计自己的酒量在4两至半斤，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半斤左右，状态不好的时候3两下去就能感受到不舒服。不醉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和领导出去一定不能醉，秘书醉了不可能让领导来照顾，所以不管再大的场合，我都想办法守住不醉还要照顾好领导这条线，同时因为工作太忙，即使有时候喝到8分醉的状态，还要继续回信息编辑会议内容及写材料。避免醉的方法很多，如喝慢一点，多喝矿泉水稀释等。一般10个人以下的宴会都在同一桌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敬一杯酒，然后再轮番敬酒，这种时候是不可能躲开的，作为秘书，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在县长朋友面前都是属于后辈，所以需要主动敬酒，别人敬酒也不能拒绝，还要喝得爽快。但一般10个人以上的聚会是可以想办法少喝，我遇到过一次有20多个人的聚会，全部都是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有人大主任等正处级干部，但因为人多，就分了三张桌子吃饭，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请客方和几位处级领导，我当然就自动到旁边的桌子坐下，当各个副科级领导都在向其他领导敬酒时，因为人多太乱，我也没有说太多话，就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我，大领导也不会太注意到我，这时候喝不喝没有人特别在意，偶尔有几个副局长或局长喊我喝酒，也很容易应付。另外，如果会开车，也能够少喝一些，因为有的司机和领导关系很好，出去也想喝，但因为要给领导开车，所以几乎不喝酒，但如果秘书会开车的话，可以让司机喝，这样就避免了喝酒。但可惜我不会开，会的话在当下酒驾入罪如此严的情况下，是能以此挡酒的。
但今年疫情开始，我还是能感受到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喝酒太多让我肚子开始有些“肿胀”，很多人以为是啤酒肚，但领导们大部分都有痛风，所以我们几乎不喝啤酒。我知道是发胖，冬天穿着毛衣，毛衣贴在肚子上显出的形状，让我感受到自己二十多岁已经有了那些领导四十多岁的大肚子。同时晚上加班长时间久坐导致腹部能感受到轻微的阵痛，一个学医的师兄和我说一定是酒喝太多，但在我们那种岗位上又不可避免。因为Z县人很好，从内心上来说，我和他出去喝的时候也很愉快，只是喝的次数有时候太频繁，我不像他们那样嗜酒，可以夜夜喝都没问题。饮食方面也是导致我快速发胖的一个原因，大鱼大肉是日常饮食，领导们出去考察等吃的全部是当地做得最好的拿手好菜。同时隔三差五就要出去吃一顿，尤其喜欢吃狗肉，小时候在小镇上吃过一两次，但之后再没有吃过。当秘书后反而一两周要吃一次，是很好吃，但我还从不敢和我以前那些爱狗的同门师妹说这事，因为如果她们听说我吃狗肉的话，可能要和我翻脸。还记得当年在从爱丁堡去伦敦的火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优雅的英国老太太，两个人无聊就开始聊天，聊天中我突然来了一句：“我发现很多英国人都很喜欢狗，它们竟可以随意带上火车之类”，老太太没有恶意地英式幽默了一句：“not for eating”,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和我聊到她的上海儿媳妇之类，现在想来还真是孽缘，我那时是绝不会想到我会很快回去吃狗肉。
待遇方面，如果年终绩效可以发下来，一年的收入有12万左右，在房价4000一平的小城市是挺可观的一笔收入。但这几年因为搞脱贫攻坚，很多政府透支了财政，所以欠债极大，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不起年终绩效，所以账面上有12万，但不能保证之后几年能一直有12万。我也看过副处级领导和正处级的工资单，高不了多少，体制内固定工资差别不大，但领导的好处是吃穿住行不怎么花钱，绩效比较高能保证。铁饭碗的好处是稳定，不发生严重错误没有谁能轻易被辞掉，但坏处就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得听什么，难有申诉机会，就拿绩效来说，政府一把手说没有就没有，没有人敢提太多意见，剩下的只能私自埋怨，但又走不出这个圈。很多人天天埋怨政府的工作没有尊严没有私人生活，但又跳不出来，因为时间呆久了，就不知道自己出来后还能干什么，对未来有恐惧感，以至于再也走不出来。本科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体制就是那种可以让很多人逐渐失去所有能力的一种单位，那时候也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去政府工作，身边的好友们也不相信我会去。
铁饭碗的另一面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秘书这种重要部门的工作就更大，要避免背锅，避免出错被骂，避免被下面的人“利用”等。我刚报道时，办公室很好的女同事就提醒过我，做很多事一定要留下证据，如打电话给谁，通知什么会，一定要录音，不要随便帮别人签字，遇到上访的群众时也不要随便承诺，小心被录音等。我后面还真的遇到过有局领导不承认我通知过他们的一些事，如果这样，就只能自己承担事情没干的风险。同时刚去的时候也被很多镇领导和局领导当成他们的秘书来用，后来才学会了“我只是县长的秘书，不是各个单位的秘书”，工作量少了很多。很多人也已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些年脱贫攻坚给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极大工作强度，政府工作再也不是很多人想的拿张报纸喝喝茶之类的了。当然，我当初选择去政府是希望能去做一些事，也并不希望拿张报纸喝茶一辈子。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用在搞太多形式主义的事情上面，比如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可以隔三差五弄一次，而且每一次的撰写和修改就是要求在八股文的基础上“开出一朵花”，审了再审，改了再改，很多秘书常常被折腾得彻夜不眠。但这个东西只是拿给上面检查一下就完事，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造成很多形式主义，很多下面的人对上面的迎合达到了极为扭曲的地步。然后每天各种会议，中央发一个文件，省里面马上跟着来一个文件、地级市再来一个文件，各部委和省厅比照中央再来一个文件，大部分时间花在应付处理这些文件和上报表格。会议也如此，各个领导每天都在不停开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让他们减负，反而是随着中央通过技术进步直接精细化控制基层的能力增强，基层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几乎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在应付上面检查。所以这些县领导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伴随的是我们这些秘书也没有私人时间，手机24小时开机，周末也必须随叫随到，假期也各种事情，没有连续的私人时间可以利用。
同时，和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有着相似性，地方一把手对一个县的“生死存亡”有着过于严重的影响，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县委书记几乎是国家政治权力中直接管辖人口最多的官员，记得之前面对记者采访，湖北那个辞职的县委书记陈行甲自陈：“一个县委书记权力有多大，可以给你做个比喻，今晚上梦到什么，明天就可以让他实现”，这种无上权力导致的是县委书记一句话或者一个要求，下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县委书记常常临时要求开会，然后让各个县领导交报告，我遇到过晚上7点的会，县委办6点30打电话来问我要领导的报告，然后让我写，常常措手不及，整个人高度难受，但又不得不去完成。我曾经约一个女孩子看电影吃饭，从周一约到周五，每天都临时取消，说今晚又要加班，待第二天下午五六点再给她消息，终于周五下午说今天应该不用加班了，和那女孩吃过饭才进去电影院半小时，一个电话打过来，让马上回去，不得不回去继续写材料。我当时住我县城二姨家，有一次晚上7点半左右，在我二姨家等着吃晚饭，然后到了8点，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让马上通知几个局的党组成员回去开会，一般开会秘书都必须在场，我和二姨说不吃饭了，二姨直接说“什么工作，连饭都不吃了，和你县长说，先把饭吃了再说”，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直接出门骑着车就回政府去了。然后那个会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正县长刚吃完饭，突然想着约谈一下各个局的局领导等，Z县分管的各个局领导匆匆赶来也被折腾得不行，然后说了几句话，不到4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又赶着回去我二姨家吃饭。所以后来我辞职，我二姨就和我爸妈不一样，她很理解，虽然她也是普通老百姓，很羡慕体制内稳定工作。我爸妈因为没有见过我那种非人的生活，所以一直觉得我辞去秘书的工作是被什么蛊惑了，他们自身难以和解，让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不孝子。
记得在《中县干部》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引导人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这句话里的目的都是为老百姓致富，但效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服务型政府，一切以老百姓为主，后者是政绩型政府，一切以将老百姓当成创造政绩的手段，然后得到往上升迁的资本，有的地方一把手一句话，就将整个产业换掉，转成做其他产业，完全不顾地方实际，而这些又往往随着领导的更替，给老百姓留下无穷的后患，同时也给下面的领导留下无数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无数的官民对立，积累下大量的矛盾，然后老百姓上访不止。在里面与上访老百姓的接触，我都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有来解决补贴没有发到位的，我会打电话叫相关局领导或乡镇领导核实解决。有因为穷困至极开小面包车拉客被罚三万的中年男子带着一身酸臭酒气来我办公室诉苦，对他来说，那面包车还管不了三万，三万是他一年的所有收入，我让交通局尽量酌情处理，罚三万很多时候是地方规则，并没有明文法律。有老太太和隔壁邻居为一小块地打了一辈子官司，然后一直悬而不决来找我解决，然后各部门相互推诿甩锅，在很多人看来，一小块的不值多少，但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她是为了一个“理”，一口正义之气，那才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这里面最让我难受和感到无力的是那些棚改拆迁户。
小县城搞棚改拆迁，就是将老城拆了，在老城的地盘上翻新，改变城市面貌，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政策等让无数小康家庭一夜返贫。我所在的小县城老城区紧邻当地很有名的景区，很多老城区居民都有自己的商铺，很多人住着旧房子还带一个院子，没有多少人想要被拆迁，大部分人都是小康家庭。但政府的棚改政策一下来，让老百姓全部搬迁，说好了一个月就给钱或者给房，但新房没建起来，钱也没给，一次又一次向老百姓承诺下个月给，然后整整一年都没到，接着就是上千家来政府门口上访，政府一方面迫于维稳压力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还是想着如何从老百姓的补偿款里拿回一些财政收入。很多老百姓最初非常相信政府，所以一搬走就去借钱和各种贷款来买房或者干其他事，想着有钱在政府手里，然后一到期没拿到钱，没法还就被各种追债。更严重的是家里有老人生病了的，他们只能活活看着自己的家人病下去而想不出其他办法救治。有一家早期在老城开彩票站，老城区棚改之后，没有了唯一的收入来源，然后父亲突然得癌症，母亲守在病床前，儿子跑来政府要拆迁款，和我说，如果再不给钱，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担心母亲疯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走进我办公室时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将家人生病的材料递给我时，手也在不停地发抖，我答应一定和领导说明情况，他感恩戴德的样子真让我难受，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得的钱。还有一个下午，楼下的保安跑上来和我说，早上在广场上访晕倒的那个家属来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下楼去看，早上晕倒的那家家属倒还好，坐在广场上的树下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另一拆迁户激动地拉住我，将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开给我看，视频中是一个满身包扎和打满吊针的人躺在医院的人堆中，她们告诉我，他们的亲属因为生病送去了昆明某个医院医治，现在血管破裂，生命危急，急需用钱，如果这笔拆迁款再不给，他们的家属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他们要将家属的尸体拉来政府。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家属敢把尸体拉来政府了，政府的领导也不怕，因为只要敢拉来政府，政府就有理由给上访的人定罪。上面两件家属情况危急的事情，我都及时给领导做了汇报，后面领导们也特事特办，及时将一些钱打给了家属，开彩票站那家父亲在收到钱的当晚就去世了，事后领导们说，还好当时提前打了钱。对我来说，能对这些已经极其苦难的人有一点点作用，是我当时留在那里的一点点欣慰。
我最惊讶的一个上访事件是一个古城修复项目的民工和经理来，竟然让我碰到了8年没有见到的高中室友。那天同事告诉我，有上访的人找Z县，我出去和他们说Z县今天不在，他们就来找我，我一转过头看，这不是我那去了清华的高中室友吗？他高中毕业去了清华，我一直以为他在省会或者其他城市。他也很开心突然偶遇我，没想到我就是Z县的秘书，然后他让那些民工都回去，他留下来请我吃饭，于是中午我们就一起聊了很多。原来他在省会城市的国家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因里面关系户太多，不喜欢那种氛围，觉得没有干劲，于是辞职遇到了这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很喜欢清北的学生，于是聘请他做董事长助理，一年给他二十多万年薪，工作不累，于是他就来了这里工作，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把找Z县解决问题的材料拿给我看，县里面欠他们公司2个多亿。之后我们一直在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上有很多来往，在年底时他告诉我他决定辞职回到成都，后来疫情未开始时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他们公司的民工在春节前三天和许多其他工程的农民工、还有差不多上千户的拆迁户围住了县政府，要县政府给解决欠薪欠拆迁款等问题。县政府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阵仗，也能感受到经济不比往年，但还是连同公安一起出动，软硬兼施并各个分化的方法驱散了上访的人，后面大家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上访也因为疫情而成了一件“不算太坏的事”，没有人上访了。
疫情开始后，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去过年，前一个月几乎天天开会到半夜，实际又没有讨论出什么，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出现新增病例，小县城那时候只有一个病例，却搞得全城恐慌，政府虽然没有说封城，但已经几乎不让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出去的别想进来。而底下各个村已经自发将路那些堵住，不让任何人进村串门。各级都怕出事，怕乌纱帽不保，因此用很多极端的手段，让一切经济都停滞。我那时候看到广州的病例差不多已经1000多了，但发现广州早已开始复工复产，如果各个地方的社会治理程度都能像广州一样，那伤害也会少一些。疫情开始有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有了辞职的打算，和我一起来的那位研究生是书记的秘书，疫情一开始就辞职了。平时出去聚会喝酒，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求稳的人，没想到会辞得那么快，后面听说原来他早在年前就在省会城市找好了下家。但我那时候再累都决定坚持下来，等到疫情过后再说，因为疫情期间离开，对我那位领导不负责，也对自己不负责。前面说过，Z县对人不错，我也不想这种时候让他再找人交接工作。他看书很多，记得那时候第一天跟他时，他和我聊起我的专业，然后马上和我说看过我们专业大佬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还和我探讨很多农村脱贫攻坚留下的问题。他是县里面看书最多也最勤的领导，如果不是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估计他可能会成为学者。记得和他一起去宁波招商引资，他在来去的飞机上一直在看许倬云写的《万古江河》，而且看得极为认真，后来他的司机L哥才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最喜欢看书，因为在飞机上没有电话打扰他了，确实，从早到晚他都在接电话和开会，光是我给他发的微信消息一天就是无数条，我并不想给他发那么多消息，但会议太多，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他是县里面少有的不随便吼下级的领导，记得疫情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家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然后晚上各个县领导要开会到半夜3点，那段时间我因为太忙有怠慢过一些事情，他少有的生气过，他也担心被上面的问责。但其他领导的秘书都需要陪领导开会到半夜直到会议结束，而他往往在过了凌晨一点左右就不再找我，而且不需要我陪他一起在那个“乌烟瘴气”（每个县领导一天可能2包烟）的会议室里开会。所以我一般晚上过了1点钟就回去了，而其他秘书常常要等到半夜3点。我是个睡眠比较差的人，所以睡觉时手机一直都是静音，他也比较尊重秘书，所以半夜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有同事对我晚上睡觉让手机静音颇感诧异，似乎我是那个做错了事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秘书必须24小时待命。小县城曾经半夜出过一次大事，所有领导都半夜把秘书叫了起来，只有他没有叫我，只叫了司机。尤其感谢的是元旦节我最好的朋友从北大回来高中参加篝火晚会，他知道后立即同意我去见我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并嘱托他以前税务局的朋友顺带捎我到地级市的高中，还让第二天带我的朋友来，他请吃饭。
后面四月底我要走的时候，在从乡镇考察回来的路上，他说：“小X，以后远走高飞了不要忘了我们”，然后司机L哥在一旁也说常回来看看。Z县说以后有什么好书和他说，他马上买来看，并嘱咐我，希望我少点书生气，多点“流氓气”。实际去年年底时就和他说过我可能会走，当时港中文给我发了博士面试的邀请，我本想拒绝，后来抱着忐忑的心情和Z县说了，Z县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一定要去试一下，能去读博更好，留在这里干什么。后来我面试后对方还比较满意，所以我估计第二年四月份会给我offer，然后一直等到4月份，未曾想到短短几个月，世界局势和香港局势早已大不如从前，很多申欧美的转投香港，香港那边和我说还在考虑。但经过疫情和很多事情，我离开的心意已决。Z县在我要走的那周周五，让我叫上我在县城比较熟悉的同事朋友，他做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那晚他还带了他已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是我高中的师妹，大家一起喝了三瓶白酒和半箱啤酒，那也是工作半年多以来唯一在外面喝到吐的一次，因为太开心，Z县是性情中人，我也是。
我最终还是在父母和很多亲戚的极力反对下离开了体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不到希望，普通人的天花板太明显，即使一去就是副科级。推荐大家去看冯军旗读博挂职副县长时写的《中县干部》，一个普通公务员要当副科级干部，大部分是一辈子，少部分能力强者，能去县委办或政府办工作的可以是四年左右，然后再花5年到正科级，10年到副处级，这样的已经是万里挑一，而到副处级已经是40多岁了，人生已经不可能再往上走多少，普通人的副处级几乎就是人中龙凤。但我想象过，让我四十多岁真正成为了副处级领导，没时间回家，身体各种病痛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绝对不是！同时，只要成了一个副科级干部，几乎就成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因公，就连省外都很少有时间去，更何况国外。另外，内心的纠结还来自于很多事力不从心，不是自己想做也得做。我在那里每天都会有上访的人来找我诉苦，严重的是家破人亡。有被拆迁的普通老百姓来政府那里天天下跪，因为政府拆迁了没给钱，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却对老百姓说是为了大家好。有很多做工程的老板被政府活活拖破产，小到几十万的修路，大到上亿的项目等。普通人的痛苦我无力解决，我县领导也无力解决，即使他已经是政府里面很有话语权的一个领导，但很多事仍然不是他能左右，他也只能适应那套体制，有时还要陪着体制和更上层的领导一起“昧着良心做事”，我才知道那叫“身不由己”。
离开后在之前导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校园，我很多同级的同学已经读到博二或即将博三了，有人问我，如果当初直接选择硕转博或者直接申请了去读博，现在已经读了两年了，但于我来说，那段经历却异常宝贵，不是早读两年博士可以换回来的人生体验。
因涉及隐私及精力有限等，未一一道尽，先留个粗糙的记录供以后再忆）
在中共内部，基本都对公民个人权利都没有任何概念。 大部分官员认为帮人民做事就是对人民天大的恩惠，而不是自己作为公务员的本身义务。 共产党虽然天天号称 为人民服务，可本质就是把自己当人民的父母，对于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没有不剥削和克扣的。 比如，拆迁赔款，本来就应该直接发放，但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不可能。预算从最上面一层就开始变相被克扣，然后层层雁过拔毛，最后依然拖欠，最后造成很多民意纠纷，上访。 这类现象在民主自由国家难以想象，首先这本身就是政府违法，其次这完全违背民意，这两点足以让政府领导不敢对普通人民对诉求视而不见，更不敢违法克扣普通公民的应得利益。
很有意思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