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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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中美冲突·中共内部分歧·上千万人失业
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第一季度的惊人衰退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导致此次新闻发布会取消，以及当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这座城市的计划。在上周才重新开放的学校再次关闭，从北京的两个机场起飞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发中心附近的9万多居民被严密封锁，由武警把守这些地区。
过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确诊病例达200，并且与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关。这是个晴天霹雳，毕竟北京之前已经连续55天没有新增病例。对于习近平来说，作了数个月的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的宣传之后，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却发生这种情况，真是既受到惊吓又感到难堪。
这一疫情反弹凸显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而各国政府急于重新启动盈利的经济活动，却在公共卫生方面走捷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第二波大流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根本和历史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国家引导威权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现在人类正面临一段经济萧条、创纪录的失业率和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
习近平政权试图使自己免受大规模的全球性打击，因为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试图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公卫和经济危机，当然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关心的是国内舆论，程度更甚于关心其国际声誉。国际媒体的有利报导，或外国政府称赞自己的消息，对中共的主要意义只是在于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赢得尊敬。在中国的失业率飙升、经济形势与过去40年来的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时，习近平政权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时加强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异见的打压。
自五月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拉达克发生了几次冲突。
三月，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进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赠超过40亿个口罩。美国政府的反应令人震惊的糟糕，并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最多的国家，而这也是帮到中共进行宣传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权正面临着自1989年的群众反威权主义斗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风暴。
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内部报告警告说，在新冠肺炎之后，全球反华情绪的上升将达到自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重。《路透社》5月份报导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与中共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显然，激进的“战狼”外交对中共政权内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战狼”外交已成为2020年中国外交官的新常态，这源于习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冲突、香港和台湾）越来越多地对民族主义政策的依赖，以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并将群众视线从经济不景气移开。
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凸显了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自5月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该地反复发生冲突。6月，这场冲突升级，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则拒绝透露伤亡数字。即使双方之前也发生冲突，这次是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有人丧生。
两国政府就像倒影一样，都严重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双方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各自加强了防御和基础设施。最近的冲突是双方在最终谈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汉那样）都在试图在彼此之间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德里或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在揭开旧伤口。
这是中共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越来越适得其反，疏远了外国政府，在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里，将各国推入的美国阵营。他们希望回到中共传统的实用主义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驻美评论员裴敏欣说，中国的外交官曾以“训练有素、中规中矩和谨慎”而著称。他感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人的涌现——赵立坚是“战狼”群体的杰出代表。
疫情加剧了新的尖锐攻击。在澳洲、东南亚、几个非洲国家和欧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冲，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军事围困和中国经济脱钩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国。当然，这不仅因为中国外交中的“语气”和笨拙表现；也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担忧，这场危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习近平单方面毁灭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权，旨在强化其在国内的强人形象，而此举只会加剧前述担忧。就连在杜特尔特领导下更接近中国的菲律宾，最近也暂缓废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危急的经济形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政权正在从印度边境到南海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反映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与国内危机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当矛盾。国家统计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进一步反弹，比去年增长4.4％，其中，制造业产出增长5.2％。但是，尽管中国的产业正在“复苏”，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将在哪里卖掉商品？
据分析，目前有8,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
澳洲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胡伟俊表示：“供给远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突显了这一问题——下降2.8%，而4月份该指标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资本家由于国内和海外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无法出售商品，那么无论提供何种税收优惠和信贷放松措施，他们都不会投资于增加生产。2020年前五个月，制造业投资下降了14.8％。很难想像“世界工厂”的表现会比这更差。
在5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将工作重点从追求GDP目标转移到了就业上，以防止就业市场崩溃。中共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到2020年经济可以实现2～3％的增长，而IMF在4月的预测仅为1.2％。
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6％，但很少有人会相信。即使根据仅涵盖城市（较富裕，占总人口约一半）的低估数，目前仍有2600万人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的数据，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万）的人正获得失业救济，人均每月可获得约1350元。
然而，纵使这已经很糟，但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差。中国2.9亿农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没有被算入官方的失业人数，而这些工人占劳动力的3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后，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亿（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4月返回其就业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前几年的90％，这表明仍有近3000万人尚未返回。有独立研究显示，实际复工率比官方宣称的低很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冯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于6月8日的报导提及，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去年有工作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还有工作。”罗斯高带领史丹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初以中国七个省的近70万村民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场危机“令农民工的收入剧跌，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少买食品。”
在许多情况下，外地工人发现新工作的工资低于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况是减少了约50%，工厂只能提供标准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没有长时间的加班时间，外地工人就无法靠基本的工资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现在可能为20％，多达8000万外地工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为拿到的工资不能支撑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贫困依旧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丢出了颗重磅炸弹。他说，中国有6亿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强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令许多听众震惊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印象是，这种极端的苦难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或规模不会如此之庞大。中共原本对于中国将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传，被李克强的坦承彻底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克强还个人赞同恢复“地摊经济”，以此作为在当前危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热话，与此想法相关的公司甚至出现了“概念股”购买热潮。李克强称赞道，成都市政府通过设立设施支持街头小贩，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据报，其他27个城市也有支持类似的政策。
然而，情况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习近平密切联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评地摊经济的概念是“不卫生不文明”。这标志着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几天之内，“地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
无论是李克强对“地摊经济”的提倡，还是来自习近平阵营的表面反弹，都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站在一起。通过在大街上兜售来谋生，绝不是实际就业和工厂倒闭的替代选择。但是，狙击李克强的政策的行动并非基于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着精英主义的鄙视目光，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对“低端人口”的蔑视。在过去几年的迫迁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连根拔起，并被赶出了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发展政策越来越类似于隔离政策，或是说中国特色种族隔离，为的是将大城市留给“文明”的人口。
权斗
同时，这场政策上的争端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进程：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是过去产物，但它现已重新开始。据称，随着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中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似乎已完全巩固了对政权的控制，并正朝第三任期无人可挡地前进。现在看起来事情不再那么笃定了。
李克强最近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较为“民粹主义”、谦逊的亲民形象而获得部分群众同情，表明原本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使用的临时和解办法已经无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内从未爆发过如此公开和个人化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围绕中共政权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习近平派系掌控之时，国有媒体的反应是即时且一面倒的，远不只是为“地摊经济”降温。现在，李克强的讲话和文章被删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是反对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机构等级第二高的官员。
李克强代表的当然是中共党内的“团派”，在习近平统治的8年，该派遭受打击，并失去许多职位。但是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及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会促成新的派系形成——无论李克强是否担任他们的领袖，以在下一时期挑战习近平的位置。
对于社会主义者，中国政权内部政治板块的移动（即派系斗争）是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标志。常言道，革命始于上层。我们对资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独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纲领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在中国乃至全球开展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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