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他们摧毁不了的革命家们》，吴文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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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随着日本帝国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场革命浪潮。在秘密会谈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条件，让法国5至10年后才允许越南独立。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场，目的是要延长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战时同盟。
相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则呼吁展开大规模示威，并武装群众，以阻止法国殖民政权的回归。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鸿基（今下龙）、锦普地区，不受越盟控制的3万名煤矿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生产。他们控制了铁路和电报等公共设施，赶走了旧有的管理人员，并实行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资不论层级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个工人公社一直持续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团结”为名逮捕了矿工领袖，并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胡志明的军队甚至企图阻止农民接管土地，尽管最终他们被迫放弃。
交趾支那是越盟游击队进入的最后一个地区。但在这一带，尤其是在西贡的工人之间，托派有着巨大的权威。正如吴文指出的，“《斗争》的一伙人组织了大约1万8千名斗士和同情者。《争斗》（Tranh dau，《斗争》报La Lutte的越南语版）以日报形式复刊，印刷量超过1.5万份。”
1945年8月21日，西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有30万人参加，其中3万人跟随第四国际的旗帜，他们的口号是“武装人民”和“为工农政府而战”。
越盟到来
越盟完全没有参加8月21日的示威游行，反映出它在西贡缺乏基础。就在傍晚，越盟从周边的农村进入到城市里，并且绕过工人的控制，宣称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载着扩音器的厢型车巡绕着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这时越盟在西贡还不为人知，它在一份传单中自我介绍：
“越盟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与法国（？！）和日本战斗。我们是俄罗斯的朋友；中国与我们同心同德；美国梦想的是贸易而非征服；在英国，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倾向左派。谈判对我们来说将会很容易。”
斯大林主义份子一边兜售迅速而无痛击败法国的幻想，一边试图抹杀任何独立群众行动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员会。抵达西贡后，越盟在没有遭到日军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央邮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且呼吁在8月25日举行一次新的大规模示威，这次则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夺取西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权。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越盟支持者从周围的农村乘客车赶来。正如一位托派领导者所说，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背着人民进行的”。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斯大林派领导谴责“煽动者和挑衅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时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与托派打交道。因为托派主张民主的工农委员会和武装人民，在西贡人民中有着强烈的共鸣。
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
不幸的是，在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斗争》的领导又回到了10年前所谓“联合阵线”的错误立场，但是这次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开始群众还无法看透越盟的本质，一方面以华丽辞藻说“宁死也要独立”，实际上面对帝国主义、苏联官僚、国内地主与资本家的压力却不断倒退。当时根据群众的经验，如果得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的反对力量。数以百计的行动委员会已经出现，有可能成为西贡及其周边地区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但这需要一个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领导。
《斗争》的领导们一方面抗拒和较小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合作，但在总体方向上却想与越盟结盟，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斯大林派能够否决他们自己的行动。例如他们通过谈判之后，才组织一支隶属越盟指挥系统、被越盟“认可”的托派民兵。他们的越南语日报《争斗》当时看来已停刊。随着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谋杀），第四国际书记处犯下印度支那支部于1930年代同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本来已经政治混乱的印支托派在国际的错误领导下变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轻的前托派回忆道：
“我们的同志被自己的热忱和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冲昏头，忘记了堤防斯大林派。从那时起，我们的同志们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把工厂变成堡垒、准备内战的步伐。十月派（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激进分子只对《斗争》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评。”
在随后的事件中，这两个托洛茨基组织的民兵即使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仍毫无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装。他们或许是因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应，而拒绝了一个民族主义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农民追随，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压的目标。然而，托派只要能与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与之建立仅涉及自卫的务实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此时，谢秋收前往北部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或许是为了要和胡志明会面。过程中他被越盟逮捕并遭到枪决。斯大林派的私设法庭上，谢秋收令人动容的辩护，使得行刑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要由“检察官”从背后枪毙他。
西贡起义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国军队于同年11月重新占领印度支那这段期间，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将军率领一支小型的英国和印度部队进驻西贡。当他们到达越南时，他们发现西贡到处都飘扬著越盟的旗帜布条，上面写着“欢迎同盟国的到来”，还有四个同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新的越南国旗。格雷西后来回忆说：“我的抵达时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后我很快地把他们赶走。”
英军抵达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组织”的武装。打压托派的运动就此展开。一个斯大林派组织“解放旗”（Co giai phong）说到：“必须立即镇压托洛茨基主义的煽惑组织。”更宣称：
“……他们要求武装人民──这吓坏了英国来使。他们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给农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阵线并挑动地主反对革命。 ”
但是，随着英国人逐步打击越盟在西贡羽翼未丰的政权，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众压力下采取行动。9月17日，他们发起了罢工瘫痪西贡。9月21日，格雷西将军宣布戒严，禁止携带武器并查禁越南语报刊。英国士兵占领了西贡监狱，释放越盟关押的法国魁儡政权的俘虏，同时却把托派囚犯交给法国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国种族主义殖民者的向导下，英军从越盟手中夺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控制权，并触发翌日晚上的起义。西贡贫民窟和工人住区设置了街垒，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托派的民兵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战斗。数百名托派在战斗中阵亡。越盟此时却呼吁民众分散到农村并说“保持镇定，因为政府希望开始谈判。”然后，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也撤军到农村，抛弃了他们在西贡工人阶级之间的位置。实际上，这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解散。在农村，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大多数情况下还遭到越盟屠杀。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发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赛罗纳的事件，成为决定西班牙革命未来走向的关键转折。尽管西贡的托派在街垒和工人街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只满足于当越盟的左派批评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为西贡群众的新领导。
法国回朝
10月2日，法国政府与越盟西贡地区委员会达成了停战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斗争》组织领导者悉数被执行死刑，罪名是“让敌国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样，斯大林主义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对抗反动势力，而是打压革命左翼、打击所有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诉求的努力。
11月，当英国将西贡的控制权转让到法国手上，越盟再次放弃了这座城市。正如吴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运动已经溃散。托派大部份领袖被杀害。民族主义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镇压。这为法国帝国主义的回归开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纬16度线上一分为二，南部由法国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军的存在（首先是国民党军队然后是法军），同时又尝试与法国谈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国土，胡志明还是不放弃谈判！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后来之所以能从自己的政策的烂摊子中全身而退，是由于他们完全预料之外也未曾支持过的1949年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地震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政治成本 。
随着越南的历史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吴文的著作即时地填补了重要的历史缺页。尽管它没有彻底分析这一时期托派在政策和战略方面的错误，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在越南的卑劣影响，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诚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来争取独立，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