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連環跳十週年專題】誰還記得他們?
来源:https://matters.news/@squatting2020/%E5%AF%8C%E5%A3%AB%E5%BA%B7%E9%80%A3%E7%92%B0%E8%B7%B3%E5%8D%81%E9%80%B1%E5%B9%B4%E5%B0%88%E9%A1%8C-%E8%AA%B0%E9%82%84%E8%A8%98%E5%BE%97%E4%BB%96%E5%80%91-bafyreiasadjmqsnedrldggaxzpzto523hivnqb2sqg4jwzzcbjfy5e3ygi
編按:蘋果公司剛剛舉行了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 2020),會上公佈了對旗下產品如iPhone、Mac、iOS操作系統的升級。距離2007年6月29日第一代iPhone面世,蘋果已經統領全球電子通信設備市場超過十年。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忘記,霸業造成的傷害亦已有十載——今年正是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跳十周年。2010年1月至12月,當時的全球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連續發生了18宗自殺事件,當中主要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年輕工人跳樓,最終造成15死3傷,引起輿論轟動。
如今這連環慘劇已過去十年,工人的待遇改善了嗎?現今中國農民工的狀況如何?蹲點接下來會連發幾篇文章討論富士康事件的意義,以及當下中國農民工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
文/蹲點
2010年1月23日凌晨,位處深圳龍華區的富士康華南培訓處的宿舍發生了一宗跳樓自殺事件。事件中不幸身亡的富士康工人叫馬向前,離世時年僅19歲。在不到兩個月內,富士康的龍華園區又有另外一名年輕工人跳樓自殺身亡,同月又有另外兩名工人跳樓,當中包括受重傷的17歲年輕女工田玉。
但這僅僅是悲劇的開端。據主流媒體報道,直至當年12月,總共有14名富士康工人跳樓,當中12人失去了生命,其餘2人重傷。這些悲劇主要集中在富士康在深圳的廠房,但也有涉及江蘇崑山、河北廊坊等其他地區;貫穿這些悲劇的是,跳樓工人都是來自各省各地的農民工,而且自殺時僅僅17至25歲。
十年過去,多少人已經忘記了當年的慘劇——事實上,富士康依然是世界級的代工廠帝國,帝國版圖甚至延伸至印度、馬來西亞,遠至中歐數國,南美的巴西、墨西哥;而身在城市的我們亦繼續追逐富士康的大老闆蘋果引以為傲的iPhone。但透過回看歷史,或者我們可以重新感受這些消費下的慘劇的重量,思考改變的可能。
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事件時間線
2010年1月8日 榮波 19歲 河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1月23日 馬向前 19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3月11日 李某 20幾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3月17日 田玉 17歲 湖北人 跳樓重傷
2010年3月29日 劉志軍 23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4月6日 饒淑琴 18歲 江西人 跳樓重傷
2010年4月7日 寧某 18歲 雲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6日 盧新 24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10日 富士康請五台山高僧到深圳廠房做法事
2010年5月11日 祝晨明 24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14日 梁超 21歲 安徽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1日 南鋼(剛) 21歲 湖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5日 李海 19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在第11跳後,富士康要求員工通報「舉止有異」的同事,並要員工簽署「不自殺同意書」,並表明對自殺等意外不支付法律法規外的賠償
2010年5月26日 郭台銘親自前往深圳開記招道歉,收回之前要求員工簽署的「不自殺同意書」
2010年5月26日 賀(何)某 23歲 甘肅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7日 陳某 25歲 湖南人 跳樓重傷
2010年7月20日 劉某 18歲 河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8月23日 劉明 23歲 江蘇人 跳樓身亡
2010年11月5日新華社廣東頻道深圳廠區有1名員工跳樓身亡,但員工的性別、年齡、姓名、職稱等細節均未提及。之後大陸媒體的相關新聞均被刪除。
在此一連串慘劇後,富士康還採取了加薪、減工時、聘請心理專家、設立關愛熱線、召開防自殺「誓師大會」等措施。但根據學者和傳媒調查,表面上的加薪實質是「明升暗降」、關愛中心更是進一步擴張富士康對員工的規訓。然而隨著事件逐漸淡化,媒體和公眾的關注亦逐漸離開富士康,即使在年底又出現零星自殺事件,亦沒有造成很大迴響。
走入他們的生命:工人故事選讀
這些年少就離開家鄉到東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很多都是為了賺取更多的收入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然而他們最後會在生命的邊緣徘徊,是因為資本謀取暴利的本質、政府的共謀——年輕工人們的死亡不單止是慘劇,他們的生命故事,更昭示了中國發展背後與資本的狼狽為奸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我們摘取了《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潘毅、盧暉臨、郭於華、瀋原編著)一書中跳樓重傷的女工田玉的故事,看看她是怎樣理解17歲的自己:
一、陌生的工廠
田玉和所有17歲的花季少女一樣,喜歡看電視,也喜歡偶像明星。她從小就是一個乖巧文靜的女孩,對於深圳的了解僅限於電視裡所展示的那些鱗次櫛比的大廈。但她來深圳後看到的卻「跟電視上看到的一點都不像」。她到的第一站就是富士康,現實中見到的深圳就是蒼白的大工廠。她剛來的時候和堂姐住在觀瀾富士康附近。堂姐幫她找工作的時候,其他的廠都因為她未滿18歲而拒絕聘用,但富士康卻答應讓她上班。富士康近幾年來大量招收實習生,通過壓榨年輕的學生勞動力來創造利潤。富士康偏好年輕勞動力的原因在於,年輕工人處於體力最充沛的黃金年齡段,可以不分晝夜地勞動。於是,田玉就這樣走進了蒼白冰冷的富士康。
對於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富士康並沒有提供適應工廠生活的培訓。在接受簡短的技能培訓後,田玉就被送上流水線。那些龐大的工業大機器,對田玉來講是十分陌生的。龍華富士康對她來說就是一棟棟灰白的建築物和幾十萬擁擠人群的集合,她不知道哪棟建築物是做什麼的,也不知道隨處可見的英文縮寫是什麼意思,更不知道上哪去找跟她相關的公司部門。「我工作的第一天就遲到了。那裡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車間。」在田玉的印象裡,富士康就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怎麼也熟悉不起來。田玉爸爸告訴我們:「她剛來,有時候他們說的話,她也不是聽得太懂。」在富士康,她只是創造利潤的工具,她的迷茫、不安、無助,無人關心。
二、流水線
和所有的普工一樣,田玉的工作無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個月,就在IDPBG事業群的生產線上負責檢測,也就是檢查產品上是否存在劃痕。
問她工作怎麼樣,她說「很沒意思」,便沒有再說下去。說完就望著天空,沉默一陣子。這和她聊起她喜愛的事物時的表情完全不一樣。比如,談起植物的時候她總是笑,還說出了各種花的名字,但是只要一提到工作,她的臉上就露出憂鬱和無奈的表情。她爸爸說,打電話問她工作累不累時,她只淡淡地說「做的時間挺長的」。相比進工廠前的自由和快樂,在富士康的工作似乎是她不願憶起的痛苦。富士康所採用的泰勒制和福特製管理方式將工業的流程盡可能簡化,變成不需要專門知識和訓練便能進行的標準化操作。工人在工作中只像沒有思想的零件,機械地重複幾個簡單的動作。「工作枯燥」、「單調」、「無聊」是工人們經常用來描述工作的詞彙,反映出他們已遭到嚴重異化的工作狀態。 「很沒意思」就是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線一點點被抽空靈魂的真實表現。
除了泰勒制,對生產過程的軍事化管理——通過暴力與懲罰來建立對工人的統治也給田玉的心靈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有幾次田玉跟爸爸說,產品不是她弄錯的,但是線長不分青紅皂白,硬把責任推給她。線長這種亂扣帽子的行為在她跳樓之前已經發生了好幾次。線長總是以「很兇」的形像出現在她面前。
三、宿舍生活
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線工作了一個月,一直沒有交到朋友。但這並不是因為她沒人緣、缺乏交朋友的能力。田玉讀書的時候很受老師和同學歡迎,中學的時候經常有同學到她家玩。一次她住院,老師和同學結隊去看望她。在老師和同學眼裡,她是個乖巧的討人喜歡的女孩。
但是到富士康以後,她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異常冷漠。她的宿捨一共有8個人,這8個人來自不同的事業群、事務處和不同的部門。田玉提起這些舍友的時候說道:「不是很熟」、「她們都比我大」。富士康一直都將不同事業群的人安排在一間宿舍中,有些舍友上白班,有些上晚班,而且每月調班一次,每週調休時間也不一樣,導致同一宿舍的工人在工作和休息時間上經常不一致。這種獨特的宿舍安排,不僅嚴重地影響了工人的休息,還嚴重阻礙了新的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對於田玉這樣外出打工的孩子,當離開老家的時候,已經和過去的社會關係切斷。她說學校裡的朋友,也早已外出打工,不知道漂泊在哪裡,有些已經失去了聯繫。而富士康的宿舍安排又阻礙了田玉和其他舍友的交流。雖同處一室,卻彼此隔膜。田玉就像一粒漂流在冰冷人海中的原子,孤獨而無助。她說她有時候會上網和別人聊QQ,但是QQ裡加的都是陌生人,「都是不認識的人,沒怎麼聊。」這種孤獨和無助堆積成她內心的絕望。在一個月後的一起工資事件中,她身無分文,卻連借一元錢應急的人都找不到。於是,悲劇發生了。
四、工資卡
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個月,到了發工資的時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資卡,唯獨她沒有。田玉問線長是怎麼回事。線長說她雖然在龍華富士康工作,但是工資卡放在觀瀾富士康。她按照線長的指示,到觀瀾富士康的某棟某層去詢問工資卡的情況。但對方說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又讓她到另外一棟樓的某層某室去詢問。一天下來,田玉就像皮球似的被不同辦公室的人踢來踢去,卻怎麼也問不到有關自己工資卡的情況。員工沒有領到工資卡,本該是企業的責任,但富士康卻完全無視其應當承擔的責任,對其工作上的失誤置之不理。
田玉疲憊不堪。在富士康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個月,到頭卻拿不到一分錢的工資。外出打工前父母給的錢都已經花完。她走出觀瀾富士康,想要坐公交車迴龍華富士康,但是身上只剩下5角錢,連一張2元的車票都買不起了。無奈之下,她只好徒步從觀瀾走迴龍華,一個多小時車程的路,田玉從下午一直走到晚上。她一步一步地走著,從陽光明媚的下午一直走到漆黑的夜晚。最後,終於回到工廠宿捨了,但是她連第二天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她想跟宿舍的人借錢,可是捨友完全不熟,怎麼會藉錢給她呢?雪上加霜的是,田玉手機也壞了,她與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在這個陌生而冰冷的工廠裡,一個月以來的孤獨和無助愈發湧上田玉的心頭。令人窒息的流水線、陌生的宿舍、辦公室裡的冷眼……在這裡,沒有快樂,沒有自由,沒有尊嚴,也沒有生存的價值。田玉,在一個本應該享受陽光和花香的年齡,最終被逼上結束自己生命的道路。
2010年3月17日早晨,田玉沒有去上班,從龍華富士康的4樓宿舍跳下。
五、醫療費
故事還沒有結束。幸運的是,田玉被救活了。但不幸的是,田玉將終身癱瘓。
在田玉治療期間,已有多名自殺者結束生命。富士康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開通了關愛熱線,甚至耗費千萬舉行「珍愛生命、關愛家人」的「誓師大會」。在媒體上看到的富士康,似乎是不惜花重金為員工創造溫暖的美好形象。但事實是怎麼樣的呢?員工沒有領到工資,本該是企業的責任,但富士康卻對其失誤置之不理。就像田爸爸說,「在富士康打工就好像做一樁買賣一樣,沒有什麼情和義。」
悲劇發生之後,田爸爸賣光了家裡的牲畜和田地,趕來照顧女兒。富士康卻逼迫田家簽訂《醫療費墊支申請》,作出「先期救治費用申請由貴公司墊付,除司法判斷承擔公司應付部分外,其他先行墊付部分公司保留追溯權利」的聲明。
從3月到10月,富士康一直不肯給他們賠償。直到10月7日,在田父幾近絕望,準備對外求助時,這個龐大的公司才拿出區區18萬的賠償金,準備打發父女兩個回鄉。這一筆賠償金根本不夠田玉的前期治療,更不用說她以後的生活保障。
富士康願意花千萬元來舉行「誓師大會」,卻不願救助一對無助的父女。
小結
三年前,尖椒部落訪問了田玉。當時她的生活已經得到改善,回到老家在一家淘寶店做客服。田玉說,「我現在每天只工作八小時」。她也逐漸和外界接觸,渴望戀愛……看到她依然對生命懷有種種希望,相信很多人都會替她高興。只是,有更多的犧牲者繼續默默無聞,無數的工人繼續被剝削。改變的道路在哪裡?在城市的我們可以做什麼?或許,改變的第一步,就是拒絕遺忘。
@FC #1 和996一脉相承,只不过996更有技巧,炒作得让很多年轻人引以为荣。
我觉得“工业革命”无论在哪国,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归纳为,不同的阶层群体(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阶级”)承担的成本(如环境、健康代价)和获得的收益非常不成比例,而这种不成比例源于人与人的“市场价格”不同。这也是很多左派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即资本没有底线,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包括人命。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很重要了,需要提供一个让人不至于去被迫卖命的“安全网”,同时让企业违规的成本加大、底线提高;这也是西方一些左派一直推动的政策方向。中共作为“左派”政党,不想放弃企业违规带来的低成本(低人权)优势/利益,于是主要的政策方向不是平衡劳资力量(打着劳动力市场自由的旗号连独立工会都不让搞),而是想建立民生的“安全网”(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可惜的是,大政府执行政策本来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国又极度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于是政策效果常达不到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