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对抗新冠肺炎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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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选择以加强测试和追踪来抗疫,而不是封城
Franz Neuhold （ISA奥地利支部）
面对新冠肺炎危机,几乎没有政府能即时作出反应,并且采取明确集中的战略来防控。只有南韩,似乎有在迅速地采取行动。其余国家都是在十分晚的时候才做出反应。然而,其实危机的信号至少在七年前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所以,南韩是如何做到遏制第一波疫情的呢？自从2015年于SARS相关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在南韩爆发以来,这个国家开始了市民保护训练。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初期,这个市民保护训练就推广了大规模的检测、追踪和病例隔离。到目前为止,南韩仍然没有采取封城政策。
2015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对朝鲜半岛构成严重威胁。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本身就是一种冠状病毒。在这之后,当局推出公民保护计划,为面对今后的可能会到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实施的规定不仅能提供更快速的测试,还能提升开发新病毒测试的能力,并加快其批准流程。总共建成了47个免下车检测站,提供免费的病毒测试。
大规模检测
截止至4月初,南韩已经进行了431,743次测试,其中每119人中有一名进行了检测。而最近才加强检测的美国,每273人中才有测试一人能进行测试。
大规模检测可以帮助绘制更清晰精准的感染图,这一点对有效管理危机来说至关重要。于之同等重要的是,要在疫情爆发前就做好准备,并建立必要的设施。此外,南韩还发起了公民保护演习和宣传运动,以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准。早在2019年12月,南韩就举行了大规模的公民保护演习。当然,这样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工作一天,这会影响公司的利润。然而,政府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事实证明这举措也收获了相应的回报。
大部分人的意识提高当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增加了对所采取行动的可靠性的信心,特别是对于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说。因此,政府在后来的处理仅是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就足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民众都会表示合作,所以不需要被强迫。事实上,南韩的例子并不能用来支持那些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大多数政府都采用的论点：国家需要“封城”和“强人领导”来对抗疫情。
据南韩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截至3月底,仅在大邱市就有121名医护人员被证实感染了该病毒,尽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与新天地教派有关,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导致5000多人感染。与此同时,医务人员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同事同样的问题——由于经过了多年的财政削减,工作人员短缺,在面对疫情的时,医护人员严重超负荷工作,导致压力和倦怠。
许多国家都拥有通过进行大规模病毒测试,并进行病毒学／科学适应测试以处理新病毒的潜力。然而,他们在研究和测试上的主要局限性,是市场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在其他层面亦是如此,这其中包括对包括疫苗研究和提供防护装备。任何一个告诉我们没有足够的测试能力的政府都在说谎。事实是,它们没有做正确的事,并让其为公众所用。各国政府在1月份的时候便知道可能出现全球大流行,但它们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利己主义
自然,如果一味坚持市场原则,就不可能去有效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正在采取一些零碎的手段去要求公司改变其生产线,甚至将一些生产线转为公有制。但这些零碎的的措施太少,也来得太迟了。在这种流行病期间,任何程度的利润驱动决策都会完全破坏掉快速反应机制和集体准备。
基于所有地区实行计划经济的国际合作,是对抗大流行疫症的最有效方法。这需要最大限度地让劳动人民参与当地社会运作的决策、保健服务和潜在病人的合作,以及透明和公共拥有的科学研究。我们需要紧急且彻底地修改有关专利和科学研究的立法,从而使这些法律不再为了保护制药业的利润,而是使它们能够用于造福全人类。对真正工人政府的需要从未如此明晰。
这种做法表明,如今的单调处理疫情手段,譬如封城,是由政府无能导致的,它们还将此归咎于管理不善。像一个醉酒的司机,他们紧紧地抓住方向盘,试图传达一个他们还能控制局面表象。
当然,南韩当局的政策还涉及到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民主、公民权利和数据保护方面。他们对人脸识别和行动跟踪技术的使用,令许多人感到忧虑。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这些方法被广泛用于政治控制。这种技术并不能是中立的。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现代技术真正的危险的地方在于它能被利用来破坏民主和公民权利。如果在与这一流行病作斗争中,在对接触者追踪中使用人脸识别或行动电话数据等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谁能够控制数据以及如何这个技术防止滥用,是至关重要问题。社会主义者要求工人组织和民选委员会对大众通信技术实行民主控制,正如我们所说,所有紧急大流行措施都应完全受到民主控制,而不是任由统治精英和警员甚至专制政权去独断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