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 从主旋律到正能量——思想谋杀的进化
一起小学生跳楼事件激发中国民众对于“传递正能量”的抗议。时评人长平认为，“正能量”将政治高压合理化，但它无法改变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精神残害的事实。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0年6月4日，中国公众舆论中几乎见不到31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影子，但是一起小学生跳楼事件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当天下午，在上完两节作文课之后，江苏常州金坛市小学五年级学生缪可馨翻出教室外栏杆坠楼身亡。
6月15日，金坛市委宣传部出面宣布缪可馨当日的作文系抄袭。缪可馨语文成绩优异，而且此前没有发生其作文是否抄袭的争讼，宣传部何苦要出来对一个已经辞世的孩子泼脏水？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日作文课上，语文老师对这个孩子的作文一再否定，并写下批语要求”传递正能量”。舆论普遍认为，正是这一要求将孩子推上了绝路。也许很难从法律上认定这一判断，但是公众对于”正能量”的厌恶和声讨由此被激发出来，响彻各种社交媒体。这把刺向公民灵魂之利剑的持有者，正是宣传部门。
宋山木与习近平选中同一个词
“正能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是2010年。当时，深圳法院判定当地一家教育企业的老板宋山木强奸一名女员工罪名成立。据报道，宋山木强奸之前对女员工说： “你现在充满了负能量，我要帮你处理一下”。此语在网上演变成段子，”你身上充满着负能量，需要我给你注入正能量”。
没有想到，一名强奸犯企图蒙骗受害人的流氓话语，很快变成了中共洗脑关键词。2012年12月，刚刚坐上权位的习近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几天后，新晋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访美，在演讲中说， “我这次到美国来就是为中美关系增加正能量，就是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正能量。”
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鲁炜高调要求各互联网公司要传播网络正能量。2013年8月，他主持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通过央视、人民网等发布”七条底线”，称：”大家一致认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汇聚起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正能量。
一时间，”正能量”在中国社会铺天盖地而来。从政治宣传到学校教育，从商业广告到家庭闲聊，”正能量”无处不在。
“正能量”将政治高压合理化
近日，中国航班管制政策”五个一”让很多海外留学生有家难回。爱开玩笑和恶搞的中国网民，竟然没有提到同名的爱国主义宣传工程。显然它已经被人忘记了。”五个一”工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颁发的一项政府性艺术年度奖项，创办于1992年，是”弘扬主旋律”的示范工程、导向工程。
“弘扬主旋律”是指有利于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媒体报道、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曾经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洗脑动员口号，沿用至今。但是，自从强奸犯宋山木贡献出”正能量”之后，”主旋律”就悄然让位了。2014年 “五个一”工程颁奖活动成为最后一届，再也没人提起。
把对党歌功颂德定义为”弘扬主旋律”，让社会批评者感觉到边缘化，固然起到了洗脑作用。但是相对于”传播正能量”来说，那只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也有人不喜欢主流，反抗主流，或者自甘边缘，比如”屌丝”这个词的流行。而”正能量”对应的是”负能量”，不只是对批评者的边缘化，而且是负面化和污名化–你正在摧残自己，毒化他人，拖累社会。
“正能量”将政治高压合理化，让被审查者不再感觉到屈辱，甚至内化了统治者立场。在商业和个人领域，”正能量”迎合了成功学和家长专制。一个父亲让孩子相信”厉害了我的国”，不是为了响应号召弘扬主旋律，而是出自爱心为他注入正能量，从而确保他有一个光明、幸福、健康而又积极向上的未来。
另一种窒物无声的迫害
无论怎样巧妙美化和自欺欺人，洗脑就是言论审查和思想毒化，是专制者对民众的精神强奸，这个事实不会改变。它不仅压制了孩子们的创造力，而且成为老师对他们进行精神虐待的理由。
缪可馨在跳楼前的作文课上，对《三打白骨精》写下这样的读后感，”这篇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语文老师用朱笔写下五个字–“传递正能量”。
被作为”负能量”否定的孩子，也许还想起来其他不能继续活在世上的理由，冲出教室，翻越栏杆，稍作迟疑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能量”们继续上课，将被教育如何淡忘，如何漠然，如何鄙视这个”抄袭作文”而不知道”传递正能量”的昔日同窗，如何像父母一样冷血地为老师点赞，如何”积极健康”地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数字化监控里。但是，正如作者邓艾艾艾指出，”中国教育对孩子们最广泛又悠久的迫害，还不是令他们痛苦，而是令他们熟睡，……这未必不是另一种窒物无声的迫害”。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