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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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可以讲两个大的问题上，从根上要刨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体制，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理论。那么从体制这个角度讲，朱学勤老师早就说过一句话：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手段，我们拿过来用了，很快的就把经济搞上去了。
但是我们讲市场经济是两层，一层是要素市场，一层是商品市场。涉及到要素市场的这些改革至今没有真正的往前推进。所以你那个商品市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商品市场经济，总是被别人操控价格，总是被别人垄断资源。因为你的那个要素市场不改革，那么为什么，它还是跟权力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体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因此体制走到今天这一步，选上这么个人，或者说高层捏乎出这么个东西来，坐到大位置上去，那是说明什么，这个体制本身已经是没有出路了。改它没有用，改是没有用了。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必须要抛弃掉它。所以我们讲的改革就不再是一个这个框架体制还要，然后我们再做。这是我第一条。有人会这么认为啊，我这么一说是不是这个体制抛弃掉它然后我们就要闹革命去吗？不是那么回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且不说当初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不对，这个话都先不说。实际上这个理论上的很多东西是要刨根的。就说我们那个4000人大会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就是说，邓小平不阻挡党内来反思文革，不仅从政治上否定而且从理论上根本抛弃那个，那么不至于到现在还在这儿为文革翻案。
因为政治这个东西是时过境迁，它是可以翻过来倒过去的。但是如果你在理论上把它的根刨掉，把它的思想基础彻底地，或者说是重重地摧垮了，那么它要想来翻回这个文革的东西它就非常难。因此我就觉得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一个就是体制，一个就是理论。那么所以走到现在怎么办？我个人的看法，怎么说呢，如果要讲情况的话从修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尸体的尸，政治僵尸。
明摆着那个修宪，从党内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他绑架了18届三中全会，他在三中全会前的两天，抢着抛出这个取消任期制的这个说法。迫使三中全会跟咽狗屎一样的咽下去。那么你三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居然都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所以这个党本身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而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的这种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就是党内一个就是官员本身的贪腐，第二就是党内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这两条被捏在手里面，所以这个9000万党员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他需要的时候说党怎么走，不需要的时候，你这个党员干部就不是党员干部了，就是他想把你弄到哪里去你就成为了贪腐分子。
你就看看吧，我们现在什么状况：党内的那些个领导干部被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最近处理的人，我不是说这些处理的人本身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也会弄出点问题来。更何况这个体制本身已经使得很多人不干净了。但问题是你定的那些个罪名，也得到国家法律上查查，也得到党纪上去看看，那些属于违纪，你只能用违纪去处置他。那些属于国家法律定了的，就说刑法上有这罪名的你可以捏他，我们现在什么不支持实体经济就成了罪名，然后这个妄议中央就成了个罪名，对党不老实这也叫罪名，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的味道，哪里还有一点政党的感觉。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想怎么处置手底下的奴才，他就怎么处置。所以我说这个党已经是个政治僵尸了。
目前这个状况，谁想出来挽救这个危局都不可能，何况他还一条道要走到黑，谁说话都不行。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他上来的时候是明里暗里的想弄点个人崇拜，提高自己的威信。提不上来啊。[马]晓力姐，你可能还记得吧，就是16年的五月份，人大会堂的那个演出，你带头去抵制了，结果那个事情闹得很大。那场演出就此就罢休了。
接着你看吧，16年的11月份出了什么呢？把妄议中央放进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党纪里面。然后四个意识，什么看齐意识之类的东西，放到了这个政治正确的必须要说的官话，就说现在标配语，我们叫做标准配置。什么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尤其这个两个维护，全党围着一个人转，这还叫政党吗？早就不是政党了。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手里捏着的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你现在谁能出来，谁能改变它都不可能。如果说有可能，换人，这是第一步。我觉得当然最好的是换人。这当务之急，我觉得换人这是第一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手里捏着刀把子，他把军队全捏在手里，他把政法委，警察全捏在手里，他把所有人都可以用高科技去监视。谁能够来、出来说我们来解决问题，不可能。你就开个中央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个，我们讲少数服从多数嘛，有吗？没有。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有当然好，我先说如果有常委会最后所来个集体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你这个干得不行，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党应为个人重大问题而拖到死胡同里面去，让9000万党员14亿人民给你陪葬，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些人对党但凡还有点责任心，对这个国家，对民族还有点责任心我觉得这个七个常委是应该开会做决议的，换人吧。其实只要你换了人，外部的环境就开始松了，因为这就是个标志，告诉外面我们要转向了。只要这个人在台上，外部的环境只有越来越紧张，是不可能缓的，是不可能与我们缓和的。而你换了人，外部环境就可以缓和，因为你做了个不说话别人都知道你有可能转向。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事。
那么其他的这些常委，有那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吗？没有。现在这帮人连政客都算不上。我觉得他们就完全就是一个人的手下的奴才上来的。那么当然我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会把什么汪洋啊之类的都打到里边，李克强。是吧。其实他们也是很不容易，在各自的位置上很努力的在，就是，来减少损失，努力的在做些工作，缓和危局。这个我们其实都看到了。那么这个党我觉得老人也好，现在的这个党的常委也好，能不能再有一次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奋起，做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请这个人下去。体面的退居二线去养老去。不要再去干预，然后我们这个党有可能调头。如果说这个人不下去，我们这个党没有机会。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换人，外部环境就会变松。第二，如果说有可能换人，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我们怎么往前做，而是我们先停止什么，哪些东西不要继续。不是说我们现在再实行什么新政策，就是说你停止就行了。比方说动不动的删微信，以言治罪。这些东西你可以停止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比方说你对民营企业家，动不动就找个罪名就把民营企业家抓进去，抓任志强不算，还把阿拉善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抓进去了。董国强进去那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然后前两天钱晓华又被他们弄进去了。凭什么他这么做？你抓一个人容易，但是你吓跑了一大批的企业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中国的民企很少有人说在这还能赚钱了，大家想到的就是安全第一条。身家性命要保住，能跑的全跑了，资金能走的全走了。有钱的走了，有本事的走了。一大摊子扔下来了。扔下来的是什么，还剩下什么？还能剥夺老百姓利益的高层权贵留在这，喝民血，民脂，民膏。还有就是永远也走不出去的相当大批的贫困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群人是现在还在这，能走的全跑了。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没有希望。
所以说换了人以后，你下来就是停止，你不再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们继续要往前再做什么。拨乱反正嘛，这一步必须要做啊。就像当初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重新来整理。而且这次的清理，就必须是根上，理论上抛弃什么新时代，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叫胡扯。那个里面逻辑混乱，语言都不通的东西居然拿来当成宗教一样、神一样的东西让全党去学习。我在这说的是很不屑啊。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政党，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政党，拿这么一个东西去欺骗，蒙骗九千万人，还有绑架14亿人。让全世界70多亿人笑话中国人民，笑话我们这些个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一个面目，呈现在全球面前。我觉得像这些都必须要拨乱反正。如果说能做到这几步，下面的事情其实是好办的。因为我们还得相信这个体制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心理是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而现在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都被裹挟着往前走，就是说被他裹挟着，你不能不这么干，对不对。我现在老在想啊，这个党的政治僵尸，官员为什么现在老在讲规定动作，什么自选动作，谁敢做，没人敢做自选动作，都在做规定动作。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看齐意识，绝对忠诚。让所有的这些党员干部不敢有自己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的任何一点实际的做法，谁敢，是吧。找个名目就说你不忠诚，找个名目就说你妄议中央。还敢做吗？这就活活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给弄死掉了。
所以我觉得党员干部心里很明白，一旦说请这个人体面下去，我们拨乱反正，党内是没有阻力的。毛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还有好多老同志们要思想拐弯，现在不需要拐弯。大家心里很明白，关键就是我们现在高层的那些人有没有这样为党为人民负责的政治勇气。敢不敢迈这一步。 我们都是在这说话的人，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自娱自乐吧。说一点，让自己心里痛快点，也就这样啦，是不是。
因为社会你现在也指望不上，他已经把整个中国社会打成原子散沙一盘了，他把所有公民社会，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全部打散。用警察治国，暴力监控人民。这个社会本身已经不行了。
如果照现在这个状况上来的人一定是个混世魔王，枭雄。所以我觉得呀，还得要讲，这个党内的这些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自我挽救，自我救赎一把呀。我觉得是这样。所谓要抛弃体制，中国要所谓用改革这个词来讲来往前走的话，那么仍然希望在于我们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很多中高层的或者讲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因为社会的底层你是不能指望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说换了人，我们要干什么，停止做什么。
实际上中国社会不是没有活力的，不是没有生机的，不是没有人才的。你现在摧残社会，摧残思想，摧残全党的这些东西。这个威胁如果解除了，我相信大家都会起来。我们就像在1976年毛去世后的情况，以为中国没路了，是不是。仍然是走过来了。所以要相信这个民族，它是有韧性有生机的。但问题就是这一个人挡住了全国、全党的道路。
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如果不解决这个人，我们就看着这个体制自由落地吧。等着它自由落体、硬着落，社会崩溃，然后从头开始，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样。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到今年的年底，明年的上半年，经济会崩到底，那到那时再看，看整个这个国家是啥样的。现在要看外部施加压力，他还能抗一阵子，是吧。钱还没有完全糟蹋光，等到钱都糟蹋光了，然后扛不住了，使国内的矛盾四起的时候，那时候再看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大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吧，五年之内，我们还能看到中国还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这个乱世最后怎么收拾，很难讲。那就是，乱世出枭雄。然后重新再走一轮当初的那段路。
中国人不幸啊，命该如此。
悲乎！
http://www.nfpeople.com/article/438
【学者】蔡霞 党校教授并不神秘
|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杜强 发自北京 日期： 2018-01-03 |
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
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内国外的智库、学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会议公报中捕捉微妙的措辞变化，不断地转换视野和维度，力图使自己对政治密码的解读看起来更加可信。
但人们仍然记得，真理大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小平南巡讲话曾是如何的直击人心——传播层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种事实：改革开放和中共理论革新的力度在衰减，字里行间的审慎显示了变革之难。
“我们学者的焦虑，是看到政党本身的思维转变、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更新异常困难，反过头使自身陷在困境当中。”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谈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演进，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一群身着红军军装的政府官员在井冈山参观学习
党性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三个代表”。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三个代表”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长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
人物周刊：是说从马克思原典出发，也会导向上述结论？
蔡霞：当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博大的思想，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讲课时一直在讲，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扭曲地理解了。
为什么变成这种状况？首先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思维，不同于商品文化，商品经济文化是确认个人权利上的自愿交换，所以它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公平交换，强调的是个人。东方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是整体地理解成国家的人、党的人、集体的人，必然就要强调权威，容易把人当成工具，人的主体性容易失落。
第二个原因是文明时代的落差，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思想结晶，我们当时是小农经济，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文明土壤上的思想成果，包括人的权利、竞争共赢、理性博弈。另外，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再一个跟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的历史路径有关系。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有两次热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当时中共的思想领袖，“南陈北李”。我们天然地就把苏联的革命领袖奉作榜样，把苏联解释的理论看成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全党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过的版本，党内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就是《联共（布）党史》，此观点恰恰把历史解释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抽掉的就是“人”。我特别反对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终演变成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思想武器。
人物周刊：那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状况怎样？有没有涉及你谈到的问题？
蔡霞：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存在很大问题。怎么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始终存在的难题，现在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顽固地抱着斯大林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那只能窒息一个政党的思想活力。第二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释了，已经不能指导这个党了，所以还不如丢掉。治党治国不能没有思想理论做指导，政党说白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力量的载体，它是追求一种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而形成的，没有了理论，党的灵魂就没有了，党心就散掉了。
这两种看法的思维是相通的，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不是抱住马克思当年说了什么，而是要抓住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逻辑，以及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问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存在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既得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口号，阻挡解放思想，阻挡我们科学地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很多人感到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央强调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蔡霞：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市场经济90年代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化，思想观念也一定是多样多元的，一个政党要想扩大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就要使意识形态有包容性，包括把新兴阶层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吸纳到执政党里面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的，它能够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提了“三个代表”。
人物周刊：现在党内理论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么？在科学发展观之后，会不会继续把理论水平提到“三个代表”的宏观和战略高度？
蔡霞：我觉得应该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做不到，始终提不出来。尽管这十年当中，执政党有很多努力，然而解决的都是表面上的、不那么难的问题，而把深层次矛盾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十年间注重了政策层面的对策，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官员们在某干部学院上课。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在课堂上爆发激烈争论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人物周刊：你在网络上也谈到过，担心民粹思潮，你是否担心中国发展出劣质民主？
蔡霞：我也会，因为这种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
人物周刊：这怎么讲？
蔡霞：你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
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
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
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
人物周刊：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蔡霞：对，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
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人物周刊：中央党校对公众来讲有神秘色彩，你提到它过去更多是一个政治机构，现在更多倾向学术研究了吗？
蔡霞：兼而有之吧，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同样被中央党校的老师重视。
现在的党校教师既有学术训练，到了党校又因为教学需要，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哪一个老师要是仅仅讲书本的知识，干部学员立马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光谈书本解决不了；如果你撇开书本理论，完全讲现实问题，你讲不过领导干部，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这就迫使把你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出观点和思路来供领导干部参考。
人物周刊：教学当中，党校教师会有意避免和干部学员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吗？
蔡霞：对，有两条，第一条学员要给老师打分，教学优良以打分为重要依据。第二条，学校里面往往都是把学员放在中心地位，老师是为学员服务，一旦有什么，首先要求老师。后来这几年发现有些学员修养不够，一听到老师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有些发展到课堂上当面指责老师，课就讲不下去。
后来学校意识到，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定要鼓励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学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平和讨论，但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大概有两次是这样的，学校管理部、进修部、培训部找学员谈话，学员再给老师道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五年之内，我们还能看到中国还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这个乱世最后怎么收拾，很难讲。”
速崩论…N年了。
体制内明白人不少，但敢说出来的不多。
@natasha #4
中国即使普通百姓，明白了也不少，虽然有人只是否定习近平，有人否定体制。 不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维稳，机关单位还有天天各种学习表忠心。
@electron8964 #5 这五年老百姓对白手套了解了不少，所以越来越多人考公务员考研，或出国。
与其说是不喜欢习，不喜欢gcd，还不如说是——-不喜欢他们垄断话语权和自由经济的资源，让老百姓翻身难度增大了十倍，埋头苦干都没用了。这种经济压榨才是最最要命的，它的看得见的毒性超过一档专政。
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不愿当（体制外）韭菜，所有人都消极怠工，那个时候就是转折点。
@natasha #4 2012年的瑞银内部讲座/演讲，有个教授就特别牛逼，他把现在的问题根源在12年就说明白了
如果说千错万错，错呢在那一代人，文革一代人。要纠正错误，只能等看动画片长大的人执政了才能得到解决。
说白了，就是让共产党把利益切割一部分给私有企业，给老百姓，给中产。
而实际上gcd，他确实是去扶贫了，但是为了扶贫（为了维持低人权优势）牺牲掉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也牺牲 掉了我们的各种自由，
在2002年前后，北京到处都有贫民窟，打工仔租房成本很低，这种模式本质是很资本主义人情味的。
而今天，贫困劳动者被赶出了北京上海，很多人被赶回了农村，农村的贫困
只是从饿死人变成了饿不死。 这样的脱贫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再一个，我们以为中国21世纪的经济增长是自己的奇迹，其实韩国人均gdp增长也很快
韩国从不到90年代末的不到1w usd 涨到了大概3w多，也就是20年时间。
中国奇迹甚至不是所谓gcd党的制度的优越性导致的。这就不是一个奇迹。
有没有这么一个党，中国都能照样发展好，而到了今天，左派保守势力把持了政权
权贵党，红色后代党篡改了党和国家的历史。
再过十年，这些权贵还有脸说，我让老百姓饿不死，就是最大的成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