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党的领袖陈独秀：这样的中国画，必须打倒！
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论争与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
“五四”时期，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界开始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二年，曾留学日本的画家吕澂致书陈独秀倡言“美术革命”，随后这封通信冠以《美术革命》的标题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该刊同时发表了一篇陈独秀撰写的同样名为《美术革命》的文章，这使得近代以来弥漫喧闹于知识界(代表性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陈独秀等)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革命”的烈火又烧到了美术领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全面详尽地解释过革命的含义：“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1]
吕澂指出：“我国今日文艺之待改革，有似当年之意，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而之所以生发“革命”思想，源于吕澂对中国传统绘画弊端的认识并有感于国人学西画的南辕北辙、不得要领：“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劳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于是，“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
吕澂的倡议深得“文学革命”提出者陈独秀的赞赏。如果说吕澂的“革命论”还是一个专业艺术工作者敏感于美术现实而发的，那么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则与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样，是一个呼唤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现代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在艺术、美术这一特殊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
陈独秀在刊发吕澂文章的同期《新青年》上，刊登了《美术革命》的同题文章。陈独秀把目标集中于美术中的国画，针对国画的模仿、写意之弊，提倡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以改革中国画，他大声疾呼：“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穴。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末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当然，在近现代文化碰撞的大潮中，与其他领域一样，“革命”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一般而言，都有一个“改良”的预热阶段，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历程。而关于革命的论述，角度、出发点、侧重点、意图、旨归又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20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的这一场“美术革命”论争，不应仅仅看作是吕澂、陈独秀等人发表了一两篇文章，它是声势更为浩大的“文学革命”所必然波及，也是当时美术界长期思考、碰撞与争议的一次偶然见之于必然的爆发，而爆发之后相同、相近的话题则也长时间延续并深入。至少就批评文章而言，这一场论争至少还应涉及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中国画目》、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我们对于美术上应有的觉悟》等文章。
“美术革命”的论争，表明“美术”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约定俗成。吕澂在倡言“美术革命”之前，就较为明确地进行了界定。他是在大艺术的背景上来理解的，是一种较为狭义的美术观念：美术“与二者(引者按，指前面提及的诗歌、戏曲)并列于艺术”；关于艺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建筑雕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 art，此通行之区别也。我国人多昧于此，尝以一切工巧为艺术，而混称空间艺术时间艺术为美术，此犹可说；至有连图画美术为言者则真不知所云矣”。不难发现，吕澂在此认狭义的美术为绘画、建筑、雕塑等空间艺术，而排除含有时间艺术性质的图画美术以及工巧性较强的工艺美术等。
事实上，“美术”是一个现代词汇，其相应观念的确立，折射了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进程。美术史家吕澎认为：“‘美术’一定是在西方思想以及西画进入中国的这个时期，被那些希望重新解释艺术的知识分子发明的。”[2]89据吕澎考证：“‘美术’一词的使用，最初开始于对日本翻译词汇的借用。事实上，‘美学’‘美术史’这样的概念都来自日文向古代汉籍的借词翻译。”[2]91
试例举几部美术史文献中对“美术”一词的使用，略窥“美术”观念的确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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