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林垚：保護奴隸制的李將軍雕像被推倒，大奴隸主華盛頓的呢
夏洛茨維爾事件後，特朗普一方面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段為白人至上主義者開脫，聲稱衝突雙方都有好人也都有責任，另一方面則試圖用滑坡論證的方式混淆視聽，抹殺拆除李將軍雕像的正當性：“華盛頓也是奴隸主，你們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拆除華盛頓雕像了？”
主張拆除李將軍雕像的陣營中，確有極少數人中了這種滑坡邏輯的圈套，當真提出了此類激進主張（比如芝加哥的一位黑人牧師向政府請願將市裡的“華盛頓公園”改名），但這些僅僅是零星的提案，在整個陣營中應者寥寥。
然而右翼媒體以及中文網路裡的好事者卻迫不及待地揪住這些極少數人的零星提案大肆炒作，營造出美國的反種族主義運動正在得寸進尺地妄圖“消滅歷史”、國父們的地位朝不保夕的假象，要麼試圖據此打壓反種族主義的整個議程，要麼藉機渲染美國的“混亂”，要麼利用聳人聽聞的內容增加點選量。
然則為什麼拆除李將軍雕像和拆除華盛頓雕像是兩碼事，為什麼拆除前者並不意味著要一併拆除後者？其實道理並不複雜，稍作反思便可明白。
首先，華盛頓雖然是奴隸主，但奴隸主身份並不構成是他人格與功績的核心元素；我們之所以紀念華盛頓，是因為他領導美國獨立戰爭、參與建立一個法統延續至今的憲政共和國、當選其首任總統、並在兩屆任期後主動退休為後人樹立典範。可以說，沒有華盛頓，就沒有美國，沒有美國未來的廢奴主義者同種族主義不懈鬥爭的制度基礎。
這當然並不等於說我們在任何場合都要“為尊者諱”、避而不談華盛頓的奴隸主身份。但是因為華盛頓的業績成就與其受歷史侷限而沾染的汙點之間並無內在聯絡，並且其成就中包含了超越自身歷史侷限的種子，我們便得以更加同情地看待這種歷史侷限，並對其勳業加以獨立於歷史侷限的紀念。
再看其歷史侷限。在華盛頓（1732-1799）這代人的成長過程中，奴隸制是北美社會無所不在的組成部分；1776年《獨立宣言》發表時，北美十三州全都承認奴隸制；1787年制憲時，只有馬薩諸塞和賓夕法尼亞兩州已經完全廢奴，其餘北方數州剛剛啟動“漸進廢奴”過程。當時的許多政治精英（尤其華盛頓這樣較為開明的奴隸主），一方面理智上承認奴隸制罪大惡極，另一方面又缺乏推動廢奴的視野與魄力，只能寄希望於隨著工業進步與技術發展，奴隸制會逐漸地自然消亡（然而十九世紀初軋棉機的發明令南方種植園經濟得以復興、粉碎了“奴隸制自然消亡”的美夢）；同時，更有良心一些的奴隸主（比如華盛頓本人），還會在遺囑中解放自己名下的所有奴隸。
另一位開國元勳傑弗遜（1743-1826）的情況與此類似。同為大奴隸主，傑弗遜在思想上受種族主義觀念的影響更甚於華盛頓，而且他身為奴隸主的不少舉措（比如吝於解放名下黑奴、以及與女奴隸莎莉·海明斯的關係等等）也爭議極大。但他與華盛頓一樣承認奴隸制罪大惡極，並在政策立場上極力反對奴隸貿易與奴隸制西進擴張（比如起草並推動通過了1787年《西北法令》，在“西北領土”全境禁止奴隸制；呼籲制定並簽署了1807年《禁止奴隸進口法》，終結國際奴隸貿易）。同時，傑弗遜還留下了《獨立宣言》等不朽名篇，其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為廢奴主義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而武裝叛國的邦聯領導人則不得不公開否定《獨立宣言》、站在美國立國精神的對立面。
與此相反，為維護南方奴隸制而領導邦聯叛軍、與合眾國軍隊作戰，卻是李將軍戎馬生涯的最大“業績”，無論後來的邦聯同情者如何試圖洗白李將軍的人品，也無法繞開這一基本的事實，只能拐彎抹角地在他“心懷故鄉”、“主動投降”等方面做文章，甚至宣稱他內心其實反對奴隸制云云，試圖以此將他的“業績”與奴隸制脫鉤。
事實當然正相反，李將軍眼中奴隸制的“罪過”，指的是為白人造成了額外的負擔：為了把愚昧無知的“黑鬼”帶到文明世界加以“教化”、而不得不勉為其難將其收為奴隸，帶在身邊日夜薰陶培養；換句話說，奴隸制其實是白人大公無私精神的體現。
此外，作為奴隸主，李將軍拒絕按照岳父生前意願、在岳父死後立即解放其名下所有奴隸，而是將後者全數轉入自己名下，直到引起《紐約時報》等全國媒體的關注和批評後，才不情不願地“公佈”岳父的遺願是在五年內解放奴隸（這一說法與奴隸們的證詞相牴觸）、自己將在五年後完成岳父遺願云云；同時，他對待自己的奴隸也極為刻薄，其手下一位奴隸曾說他是自己見過的最殘酷的奴隸主。
李將軍（1807-1870）與華盛頓、傑弗遜相隔不止一代人。如果說華盛頓、傑弗遜們還缺乏接觸激進廢奴理念的機會、還可以寄希望於“奴隸制自然消亡”，那麼到了李將軍成長的年代，從1820的“密蘇里妥協”開始，蓄奴廢奴之爭已經日漸成為全國政治的焦點議題，廢奴主義運動自三十年代以後更是風起雲湧；至於民意沸騰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卡法案》、洛陽紙貴的《湯姆大伯的小屋》、萬人空巷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巡迴演講、乃至李將軍親自帶兵鎮壓的約翰·布朗起義，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足以對其造成思想上的衝擊，促其反省奴隸制的不義。——然而他並沒有。歷史背景的世代差異，也使得我們更難（也更不應該）像對待華盛頓、傑弗遜那樣，套用“歷史侷限性”來為李將軍開脫。
換句話說，紀念華盛頓（或紀念傑弗遜）與紀念李將軍，存在兩個方面的根本區別。一方面，前者有著獨立於自身瑕疵的卓越功勳，並且其著述與實踐中埋藏著糾正自身瑕疵、超越歷史侷限的種子，故而有資格被承認為瑕不掩瑜的開國英雄；而後者只不過是一名主動選擇為奴隸制賣命的叛軍將領，除此之外並無顯赫事蹟可陳，對此人的紀念無法與對奴隸制的紀念相切割。另一方面，即以二者的歷史侷限性而言，程度及性質也迥然有別，不可同日而語。
正因如此，說“要拆除李將軍雕像，就不得不一併拆除華盛頓（或傑弗遜）雕像”，就如同說“要拆除納粹名將古德里安的雕像，就不得不一併拆除鐵血首相俾斯麥的雕像”、“要拆除東條英機的雕像，就不得不一併拆除福澤諭吉的雕像”、“要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就不得不全盤否定明治維新”一樣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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