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危机四伏的南疆

https://liutiancheng.wordpress.com/2008/09/01/%e5%9b%9e%e5%bf%86%e5%9c%a8%e5%8d%b1%e6%9c%ba%e5%9b%9b%e4%bc%8f%e7%9a%84%e5%8d%97%e7%96%86/

据媒体报道，仅仅在8 月份，南疆地区就发生了4起维族恐怖分子对公安干警的袭击事件，震惊海内外。最近的一次发生在8月29号。最大的一次发生在8月4日，造成武警16死，16伤。除了8月4日这次据说与“疆独”有关外，其余袭击似乎都与民族仇恨有关。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新疆好》的歌曲有深刻映像﹕“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麦穗金黄稻花香啊，风吹草地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这是五十年代初创作的一首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许多人就是听到这首歌曲后产生了去新疆的愿望。但现在，许多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想离开新疆，一些在南疆的汉族人甚至把南疆比喻为中国的巴勒斯坦。

南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区？民族矛盾为什么会如此尖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暴力袭击事件？我曾因工作去过南疆，与在当地工作的汉、维两方面的干部都有所接触，对当地尖锐的民族及宗教矛盾有一些感受。

1991年，我在乌鲁木齐主持召开一个全国会议，会上，来自南疆喀什的局长一再动员我，会后去南疆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因为1990年南疆刚刚平息了阿克陶县巴仁乡农民的武装暴乱，当地气氛仍十分紧张，严格控制人们去南疆，去南疆的飞机票基本不对外地人。我开了一个玩笑，如果能弄到去喀什的飞机票，我就去。没想到，喀什的局长把我和省厅的领导及随行人员的票都弄到了，笑呵呵地对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样，我去了一趟南疆。在飞机上，喀什局的局长大致向我介绍了南疆的情况和复杂的民族矛盾。

古代丝绸之路上处于咽喉地位的古城有两座，一座是河西走廊重镇敦煌，另一座就是西域重镇喀什。喀什地区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接壤，总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等，维族人占到总人口约九成左右。喀什是新疆维吾尔族风情最浓郁的地方，尤其在农村和喀什老城，到处可以看到清真寺高耸的门楼和醒目的新月标志。

头一天，听取局里的工作汇报，局长是汉族人，副局长是维族人。局里，汉族和维族的干部大约各占一半；在下面县局，维族干部多一些。根据南疆地区的特点，谈完工作后，我特别谈了维、汉干部团结协作的问题，强调汉族干部更要尊重、支持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

第二天，局里提出放松放松，安排我们去参观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香妃墓，还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我说，局长就不要陪了，让维族的副局长陪着，这样到清真寺参观也方便些。另外，省厅去过这两处的人就不要去了，免得陪同的人太多，引起当地人的注意。

艾提尕尔清真寺是全疆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20米。砖砌方形拱寿门的大门楼高达12米，以浅绿色为主色，布满精细刻花。边廓环以15个穹形壁窿形楼。进门后即为宽大的内广场，与内广场相连的为宏大的礼拜寺和教经堂，整个建筑雄伟壮观，极富伊斯兰特色。据介绍，每逢礼拜日和节日，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集结在礼拜寺及大门内外的广场上做礼拜，场面十分壮观。

我们去时，内外广场上的维族人用一种很冷漠的眼光看着我们，有的年轻人甚至用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虽然我们由维族人陪同，他们还是注意到我们这些外来人。从他们目光中，能感觉到去年平暴后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后遗症。

到了香妃墓，气氛宽松些，维族局长的话也多了。他的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但我们交流没问题。当时旅游业还没开展起来，整个香妃墓就我们这几个人在参观。香妃墓始建于公元1640年，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典型的伊斯兰式古陵墓建筑看上去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高40米，穹窿形的圆顶上，有一座玲珑剔透的塔楼。塔楼之巅，又有一镀金新月，金光闪闪，庄严肃穆。

经过两天的接触，维族局长似乎对我们有了好感，晚饭又喝了些酒，兴致很高。把我们送到宾馆后，汉族局长等一行干部都回家了，他还坐在我屋里不走。我觉得他有话要说，就让随我来的处长及省厅的领导都回屋休息。

开始，他只是谈工作的难处，讲少数民族的干部不受信任，没有权，汉族干部不太服从他的领导，工作很难干。讲着讲着，这位四十多岁的高大汉子竟然哭了起来。看得出来，他是一肚子的委屈。我当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你是党员，要相信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汉族干部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他给我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维族人受歧视，讲到后来，举了一个汉族人劫法场的事件，想依此证明：汉、维民族不平等。

这就是在当地有名的“高旭事件”。高旭是新疆军区某部的副连长，一次进藏运送军用物资回返，从喀喇昆仑山上下来，在南疆某地段的路上，部队捕杀了两头他们认为是野生的而实际是家养的牦牛。牦牛的主人是养护公路的维族道班工人。这些维族工人不干了，拦住军车要求赔偿，而押送车辆的军人认为拦截军车就是违法，在军车已冲过拦阻的情况下，极端不冷静的高旭开枪向车后追赶的人扫射，将无辜的维吾尔青年阿皮孜.阿不都拉打死，在维族人中引起极大不满，使偌大的新疆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

经报中央军委批准，军事法院判决高旭死刑，由军事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来南疆亲自监督执行。罪名是：高旭等人枪杀牦牛已属违法，被害者等人拦车索赔，方法虽有不当，但不为大过。高旭开枪射击，虽然判断有误，仍属于间接故意杀人。不料，上千的汉族人劫了法场，将高旭藏了起来，在汉族人的强大压力下，军事法院改判高旭15年徒刑。

这件事已经过去10年了，没有想到的是，在维族人们的心中烙下如此深的伤痕，至今讲起来仍是愤怒难平。维族局长问我：“劫持法场是不是违法？”我说：“如果你讲的情况属实，当然是违法。但我确实不了解你说的情况，第一次听说。”“违法为什么不处理？为什么汉族人杀死我们维族人，判了死刑，汉族人就敢劫法场？这公平吗？！”“如果倒过来，是维族人劫法场，军人一定会开枪，并且肯定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对于维族人如劫法场会被镇压，我毫不怀疑，但我没有说出口。我看他很激动，就说：“今天咱们不谈这些，你今天喝多了，天色已晚，该回去休息了。”就这样，我把他送出门。

第二天，我又见到这位维族局长，他好像把昨天讲得都忘了，见到我根本不提昨天的事，我也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事。

我来新疆前，不断有信告到中央，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占了最好的地，最肥沃的牧场和水源，与当地人民争利。到喀什的第三天，我们下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一个团级农场了解情况，据说该地区水资源紧张，农场与当地农民在土地、水源等方面矛盾一直很大。喀什的汉族局长向我介绍，这次平暴，该团立了大功。

到建设兵团的单位搞调查，维族干部一般不陪同，由汉族干部陪同。团里的干部请吃午饭时，因为都是汉族人，大家聊起天来无所顾忌，喝酒喝的高兴，团里干部主动向我们介绍了平叛的过程。

巴仁乡所在的阿克土县是全国“100个最贫困县”之一。该地区气候干燥，缺水，耕地面积少，农民极端困难，不满情绪很大，认为是汉族人来了后导致他们贫困。叛乱分子借机挨家挨户动员维族农民反对当局。暴乱发生时，该团离此乡最近，当时驻军一时赶不到，兵团命令该团立即出发平息暴乱。接到命令后大家情绪高涨，都说平时受维族人的气，这次终于机会来了，拿起武器就出发。该团第一个赶到巴仁乡，将对方包围起来，军队后来才到。巴仁乡的人口为1万多，全是维吾尔人，暴乱者当时煽动了5千农民围攻乡政府。虽然兵团战士没打过仗，但因对方持枪者是少数，力量相差悬殊，战斗进行的很顺利。

一位干部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那才叫痛快，见到人你就尽管开枪，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不能有任何心慈手软，因为你不可能鉴别谁是暴徒，谁不是暴徒，维族人都带刀，你要犹豫，就可能被杀。”“有的村庄，基本上打光了。”

据说，暴乱中有6名中国军人丧生。暴乱被粉碎后，政府动员驻扎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所有军力及生产建设兵团的5个师的兵团战士，严密封锁了阿克苏、喀什、阿图什、和田地区，大规模搜捕从巴仁乡逃跑的暴乱分子。据有关统计， 以“参与巴仁反革命暴乱，同情、帮助、包庇反革命”等罪名拘捕了近3000人，其中200多人被判处死刑。加上战斗中被打死的，维族人为此暴乱付出了50比1的生命代价。

在闲聊中，我问起了“高旭事件”，没想到引起大家的兴致，团里干部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他们组织劫法场的经过。

高旭被判死刑的消息，事先已透露出来，大家群情激昂：“阻拦军车，就是违法！谁知道拦车的是不是坏人？凭什么判决解放军死刑？！”而且大家都认为有人想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向军队、向兵团施加压力，向汉族人施加压力。于是，兵团的人决定出面劫法场。

宣判那天，各农场的兵团战士开着卡车，浩浩荡荡奔赴刑场。宣判的会场因场地有限，兵团战士不能都进去，大多兵团战士在场外等着接应。会场内，几百早有准备的兵团战士坐在法场一边，几百军人坐在另一边，中间夹着几百维族人。两边的强大声势使坐在中间的维族人动都不敢动。会场周围，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以防不测。

当审判长宣布：“本法庭依法判处故意杀人犯高旭死刑，立即执行……”时，几百兵团战士立即冲了上去，把高旭团团围住，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现场的军人全都袖手旁观，不去阻止兵团战士。维族人被这场面惊呆了，不知所措。会场外的兵团战士和会场内的汇合在一起，把高旭簇拥着来到场外，推上卡车劫走，藏了起来。当时，包括兵团战士在内的汉族人向上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果处死高旭，大家就不在新疆卖命了。结果迫使上面取消死刑。这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劫无产阶级专政法场的案例，而且竟然成功了。

在大家七嘴八舌讲得正起劲时，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当时维族人抢夺高旭怎么办？”“他们不敢，我们的人比他们多得多。如果他们真敢抢，军队肯定开枪镇压。”我无语了，这时那位维族局长在我面前痛哭的景象及他质问的声音又在我面前出现：“劫持法场是不是违法？”“为什么汉族人杀死我们维族人，判了死刑，汉族人就敢劫法场？这公平吗？！” “如果倒过来，是维族人劫法场，军人一定会开枪，并且肯定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据了解，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分到新疆建设兵团以及入伍到新疆服役的战士，都会受到阶级教育，看平暴的录像。从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上维族年轻人仇视的目光中我判断，维族人肯定也在私下传播着汉族劫法场以及不分青红皂白“屠杀”维族人的事情，对青年人进行另一种阶级教育。仇恨也许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去。后来得知，曾于1990年在巴仁乡判处26名暴乱份子死刑的维族法官买买提，被人刺死在家中，全身竟然有40多处刀伤。

共产党夺取政权已有近60年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似乎越来越严重，事情一旦涉及到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双方往往无法平静、理性地对话。近二十年来，中央在新疆、西藏采取了历史上最严厉的手段，“疆独”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相反越演越烈，他们活动的范围已从新疆扩展到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15岁的维族少女作为人肉炸弹在新疆库车县进行连环恐怖袭击、19岁的维族女子在飞机上企图用汽油同归于尽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全国人民已经切身感觉到，以往只有在伊拉克、巴勒斯坦才能看到的民族仇恨及报复手段，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各地已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几乎所有的新疆人都成了盘查、防范的对象，奥运会不得不动用几十万军警、上百万志愿者来防备恐怖袭击。

实践证明，即使用再严厉的手段，也不可能把他们压服，只能出现更多的悲剧。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是不可能消灭的。把问题都归于“疆独”、“藏独”，并不能使当地人民心服，也不能使世界各国信服。“得人心者得天下”，汉族作为无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否能更多些理解和尊重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汉族作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民族，除了武力镇压外，可否采取其他一些得人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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