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 新自由主义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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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在民主工会中组织起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组织起新的工人党，为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
要求制定社会和政治方案，以抗击疫情
Katya Raetz（瑞典）和Marty Harrison（美国），前线医护工人、ISA成员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数字一公布，就很快已经过时。 迄今已有350多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约24万人因此死亡（截至5月4日）。 但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因为各国的标准不尽相同，检测工作仍然严重落后于所需。 包括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系统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是缺乏设备、人员和安全装备。 大多数国家仍然无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以必要的方式对人进行检测。
虽然病毒不懂政治，但政治局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病毒在每个国家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深度。 专制、不民主的中国政府最初隐瞒了危机的规模，并对病毒在震央武汉扩散到其他地区负有重大责任。 独立消息称，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十倍。 同样在伊朗，政府也试图歪曲官方的感染人数，特别是在最初几周内。 相比之下，义大利贝加莫地区（Bergamo）的严重危机，与汽车制造商在危机初期拒绝停产关系甚大。
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遗产
各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 新冠肺炎暴露出医疗部门的无能，数十年的紧缩政策削弱了医疗部门，无法应对不断涌入且需要先进医疗的重病患者。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防护用品、药品、医院急救设备等都很匮乏。 资本主义表明它无法保障医院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在瑞典，当局在发现传染病的传播明显失控时，就放弃了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根据目前的指导方针，只有入院的人、有症状的养老院居民和医院工作人员才可以接受检测。 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斯德哥尔摩，从一开始就停止了对工作人员的检测。 这并不是因为当局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只是因为缺乏检测设备。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结果：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占主导地位，国家控制力被削弱，工会也被削弱。 二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NHS）。 早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客就开始质疑它的存在。 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智利，是最早向牟利性医疗机构开放医疗卫生部门的国家之一。 美国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突破是在1990年代斯大林主义崩溃后。 不仅仅是卫生保健，而是整个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压力，去管制化、私有化和外包外判被提了出来。 而公共开支也遭到大幅削减。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瑞典，1994年，瑞典每千名居民拥有5.21张病床，而2018年只有2.4张，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 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智利的床位数少于这个数字。 就重症监护病床（ICU，港：深切治疗部）而言，在疫情爆发时，每10万居民大约有5张重症监护病床，这也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数字，欧盟平均每10万人中约有11张重症监护病床。
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私有化大规模进行。 通常情况下，旧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人成为新的主子，前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医疗卫生部门的管制高度自由化，医疗保健部门大部分是私有的，只有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的人才能享受到。 此外，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医疗卫生服务。 目前，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增长数度冠绝全球。
2008年经济大衰退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打击加剧
在2007/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治进一步加强了其控制力。 在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实施了削减公共开支的紧缩措施。
例如，在意大利，2008年后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病人自附药费、将医院病床从每千名居民4张减至3.7张、以及减少医疗人员的开支等。 不仅是南欧国家采取了紧缩措施。 英国的NHS的削减力度很大，自2010年以来，已经削减了1.7万张病床。
对于那些关注卫生统计的人来说，紧缩措施明显地对穷人影响最大，这些措施对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预期寿命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IMF推动的紧缩政策为新殖民世界带来浩劫
在欧洲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敦促各国向所谓的自由市场开放公共部门，削减公共开支，以换取贷款等方面发挥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自从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民众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以来，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在过去10年里，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失败后，这种情况更为加剧。
与此同时，乐施会（Oxfam）在2014年就已经警告说，由于大企业的逃税行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约1140亿美元。 如今，灾难性的结果是，新冠肺炎正在蔓延，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却严重不足，使无数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几个非洲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包括军事宵禁，这对最贫穷的人打击最大，因为许多人失去了生计。
根本上就没有所谓的“同心抗疫”。 贫穷的人不仅仅是缺乏医疗服务，贫穷本身就增加了患病的风险，例如糖尿病、循环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
在巴西已知的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感染者中，有一名为一对富有夫妇工作的女佣，这对夫妇在欧洲度假时把病毒带回了家，这毫不意外。 对于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的人来说，保持安全距离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干净食水供应有限，情况极其危险。
虽然瑞典和法国的贫富差距没有巴西那么大，但在当地也有同样的情况。 比如，大多数感染者都住在城市近郊，往往居住在过度拥挤的公寓里，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可能，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移民。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病毒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 在纽约，这些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防治大流行病的社会和政治纲领
我们必须制定社会和政治纲领来防治疫症。 这种病毒不分国界，必须采取国际办法来控制传染和治疗感染者。
1.必须立即将所有生产个人防护用品的厂家收归公有，由工人进行民主管理。 这些工厂的工人必须与医疗工作者和其他基本工人一起制定计划，增加必要供应品的生产和分配，以满足所有必要工人和公众的需要。
2.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对所有人免费，拒绝“共同支付”（病人须自附部分金额）或自费专案。 向最富有的企业和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让他们买单！
3.在有国有化卫生部门历史的国家，我们必须将已经私有化的医疗资源重新国有化，并恢复充足的资金。 在其他国家，我们必须争取将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的设施国有化。 要让医护人员取得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包括人员配置模式和供应链。
4.所有关于病毒和治疗的研究，包括药物在内，都必须是公开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5.为了维持“家中隔离令”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工人阶级需要即时而充足的金钱，以支付房租、食物和水电费。
6.将空置的酒店和豪华公寓开放给无家可归、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无法维持安全社交距离的穷人，以及不想感染家人的必要劳动者使用。 7.在可以安全地恢复生产之时，启动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创造社会住房和工会工作岗位。
8.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在民主工会中组织起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组织起新的工人党，为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