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专制的飞地”，该如何解决系统性警察暴力？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不要种族歧视的警察！”
全国示威活动已经持续数周，这样的口号在美国各地的街头回荡，这明确了一件事：美国警察面临着一场正当性危机。其后果远远超出警务本身。
决心重塑执法以纠正数十年种族不平等的人，不妨看看其他曾经努力应对这一挑战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坚持认为没有问题需要解决的人也应该这样做。
如今这个时刻植根于数百年的白人至上主义，又受到近年来疯狂的政治两极化的推动，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极具美国特色。但也有其他先例——几乎全部来自那些系统性利用警察暴力执法维持少数特权阶层权力的国家。 从美国街头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美国的警察执法正在剥夺许多公民的权利，违背宪法承诺的依法平等保护。
美国警察暴力的严重程度；这种暴力被过多地用于黑人和其他受到严厉执法的少数族裔；不断有犯错的警察逍遥法外，令滥权制度化，所有这些都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
“对这些社区来说，警察就是他们理解美国民主的方式，”研究美国警察执法和民主合法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家维斯拉·韦弗(Vesla Weaver)说，“他们确实从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里了解自己的民主公民身份稳固程度。”
尽管贫困社区首当其冲地受到警察暴力的冲击，但美国各行各业的黑人都生活在警察暴力的阴影之下。 “在我位于坎布里奇的家中，就算没警察，我脑子里也会想到警察，”目前在华盛顿大学任访问副教授梅根·明·弗朗西斯(Megan Ming Francis)说。
警察正当性危机并非美国独有。北爱尔兰、南非、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尽管这些国家的一些经验可能为美国如何着手解决当前动荡背后的问题提供指导，但它们也对美国所面临挑战的规模提出了严峻的警告。
“警察会很快失去正当性，”研究北爱尔兰治安和政治的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里卡德(Christopher Rickard)说。“要重新获得它非常困难。”
“类似于专制的飞地”
直到最近，主流辩论还倾向于将警察杀人视为孤立事件，是个别警官的错误，或者“几粒老鼠屎”的不当行为，而不是系统性问题的可预见后果。（爱说“几粒老鼠屎”的人似乎忘了后面还有半句——“坏了一锅粥”。） 但无论如何，这种区分可能是错误的。
在分裂的社会里，如果对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队内部所谓的“老鼠屎”不加约束，“那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选择，”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研究斯里兰卡、缅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权力滥用行为的政治科学讲师凯特·克罗宁-福尔曼(Kate Cronin-Furman)说。
“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他们永远都不安全，他们没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他们的人性总是受到质疑，”克罗宁-福尔曼说。
这对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或群体提供了双重保护：警察的暴力维护了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而且掌权者通过默许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明确命令来鼓励这种行为，从而可以合理地否认他们在暴行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国人并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国家被拿来与克罗宁-福尔曼所研究的那些国家作对比。但有大量证据表明，纵观美国历史，暴力和压迫性的警察执法向美国黑人和其他生活在贫穷、警力严密的社区内的少数族裔传递了类似的信息，而且这种情况今天还在继续。
弗朗西斯研究过经政府认可的针对美国黑人的暴力行为，她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方各州和城镇的警务设计确保了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在经济上仍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上仍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 “他们把这些都写下来了，所以他们想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她说。“这被看做是剥夺那些新的公民权利的一种方式。”
其中许多成文法律最终都改变了，尤其是在南方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时代结束后。但是，警察的暴力行为继续向许多美国黑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们不能充分拥有公民的权利和保护。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名为“门厅警察执法项目”的研究，他们将海运集装箱改装为临时会议场所，并将其安置在美国6个城市的12个警力严密的社区。每个集装箱内都配备了通讯设备，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其他“门厅”的人讨论自己的经历，就好像他们共享一个空间。
在分析了三年来通过成千上万次‘门厅’对话收集的数据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美国人的生活图景与克罗宁-福尔曼在亚洲和非洲观察到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门厅’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讲述一种类似于专制飞地的东西”，警察的做法剥夺了他们最宝贵的民权保护，该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韦弗说。
研究人员发现，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人们列举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享有的那些权利，但随后又说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这些权利被剥夺了。
他们拥有官方认可的隐私权，但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拦截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搜身。他们有官方认可的保持沉默的权利，但他们担心如果不回答问题，警察会对他们进行骚扰或惩罚。他们有官方认可的和平集会的权利，但实际上，只要他们一起去公园的人数超过三个，警察就会以涉嫌犯罪活动为由给他们戴上手铐，拘捕他们。
“他们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极高的被遗弃感和被政府忽视的感觉，还有高度的监视，这些看起来都很像南方吉姆·克劳法的政治暴力，”她说。“这看起来非常像专制政权。”
错误的治安方法
随着美国警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明尼阿波利斯市上周投票决定完全废除其警察部门，并用新警队和新公共安全措施取代之。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之类的组织呼吁削减警察部门经费，并将其大部分职责重新分配。纽约和洛杉矶已经承诺从警察预算中削减掉数百万美元。
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表明，即使有深化警察改革的政治命令，真正做出改变措施并不容易。
1994年南非第一次自由民主选举战胜了种族隔离政权时，新政府的诺言之一就是改革令人恐惧的种族隔离时代的警察。四年后，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协议》标志着四十年暴力宗派斗争的结束。它还承诺对警察进行审查和改革。
为了获得正当性，南非和北爱尔兰的警察必须超越其作为白人和新教政治主宰者的执行人的身份。这些努力的成败取决于警察是否将继续其过去的做法——把人们当作需要使用武力震慑管理的威胁，或者能否对平民的保护需求做出更迅速的反应，从而最终赢得全社会的信任。
牛津大学讲师、研究南非警务和政治的讲师乔尼·斯坦伯格(Jonny Steinberg)说，在南非，“警察保留了种族隔离时代的做法，即全副武装的准军事集团”。
他说：“当这种情况在压制的政治情况下发生时，注定会造成极其不良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南非人转而寻求私人保安，雇用警卫，搬到有围墙的社区，乘私家车出行。而负担不起这类措施的穷人则暴露于危险之中。
“这是美国的反面教材，”斯坦伯格说。“这是一个如何错误地对贫困的城市人口进行治安的标准范例。”
许多美国部门尚未吸取这个教训。的确，近年来，准军事战术——通常包含通过政府的冗余军用物资计划获得的军事装备——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
研究政策和政府合法性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汤姆·泰勒(Tom Tyler)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警察以威胁性的方式执行任务。”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树立了一个使用武力对抗危险人群的战士形象，而不是社区的守卫者。
上周，纽约市最大的警察工会的领导人埃德·穆林斯(Ed Mullins)在给官员的信中，战争和威胁的措辞得到了显著体现。“我们将在纽约市赢得这场战争，”他写道。“这是正义对抗邪恶，而邪不胜正。”
相比之下，在北爱尔兰，警察的确改变了他们在北爱尔兰问题中使用的许多更为军事化的平叛手段。但即使在和平协定签署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研究员里卡德说，警方仍经常难以说服受害者相信正式的司法系统，而不是 转向宗派准军事团体提供的暴力正义。
“这在北爱尔兰都如此困难，”他说。“我甚至无法想象要解决美国的这些结构性问题该从哪开始。”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政治学家卡尼莎·邦德(Kanisha Bond)研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其他旨在进行社会变革的黑人运动。她说，这些深层次问题解决起来势必很困难。
“通过当代的行为，历史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她说。“你会看到抗议者、示威者和起义者直指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这肯定是令人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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