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过，亚裔在2020年会面对这样的种族主义
2月初，我看到一个无凭无据的猜测，说一种病毒正在肆虐一个叫做武汉的遥远城市，这是由于中国人爱吃一种叫穿山甲的动物，它是一种奇特的长着鳞甲的哺乳动物，样子像食蚁兽，但比起有笨拙的管状鼻子的食蚁兽，它更可爱。大约那个时候，在一次晚宴上，当一个朋友打趣说“穿山甲能怎么吃呢？难道鳞片蘸黄油，像吃洋蓟那样？”我笑了起来。第二天当我把同一个笑话发在Twitter上时，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回答说：“是医疗用途。”他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是在传播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删除了那条推，并提醒自己：只有在亚裔人群中间才能开亚裔的玩笑。 当病毒传播到韩国时，我变得担忧起来。我在首尔有家人，其中许多是年长的阿姨和叔叔，他们面临的风险最大。 “他们很好，”我母亲说。“反正他们也从来不出门。”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同意接收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我责骂她，告诉她不能这么不当回事。但是如果我这么担忧，为什么不打电话问候他们一下呢？我确实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一个住在首尔的表亲。每隔几天，她会发布自制插花的照片。从首尔疫情顶峰到最终的下降，她一直顽固地坚持发Instagram，除了精心布置的芬芳白玫瑰、粉红牡丹和穗边郁金香花束外，看不到别的。 当我最终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是从一家仍然营业的批发商那里买的花。她步行10分钟到这个商店，每一两周买一次花，戴着空气过滤口罩，而后喷洒消毒剂并在阳光下晒干。每天早晨，她收到有关检测阳性人员去过的地点的短信，并避免去那些地方。她说，她担心我。她听说了在欧洲和美国有戴着口罩的亚洲人被骚扰。“在韩国，”她告诉我，“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我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们会认为你很自私。” 3月13日，那是一个周五，晚上7点的曼哈顿华埠宰也街异常空旷，弯曲的街道上没有游客，霓虹闪烁的餐厅空空荡荡，里面只有望眼欲穿的服务员的影子。我和我女儿，还有我丈夫和朋友都在这一带，因为我们想帮衬华人的生意。走入茶馆的店面，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反复在每张桌子上喷洒消毒剂。她擦拭着桌子，好像在向路人证明这个店已经消过毒，可以随时接待客人。 那天我过得恍恍惚惚。那周，我的巡回售书和课程都取消了。一下多出这么多时间，我一直泡在网上，吸收着让人恐慌的资讯，周遭变得陌生起来。从我关注的新闻源中，我开始注意到针对亚洲人的事件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增加，一开始大多发生在国外：在伦敦，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遭到一群青少年的袭击，他们对他拳打脚踢，还大喊着跟新冠病毒有关的话；在意大利，一家银行拒绝向一名中国女子提供服务。然后是在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持刀对一家缅甸裔美国人行凶，伤者包括两个年幼的孩子，联邦调查局称这是仇恨犯罪。 3月13日，疾控中心尚未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不光是在华埠，整座城市的马路上，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可能知道戴口罩更安全，因为你可能并没有症状。但从仇外者的角度看，口罩意味着外国人是传播疾病的祸患。口罩让他们的脸失去了个性，加深了亚洲人面貌“模糊”的刻板印象，甚至模糊了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同时也暗示戴口罩的亚洲人不能言语，所以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就无法反驳。我很替那些马路上遇到的华人移民担心。我很想把他们拉到一边，告诉他们不戴口罩更安全，因为这个保护他们——以及他人——的护具，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 我开始为有关种族主义事件的推文和新闻报道添加书签。比如： 一名亚裔女子用胳膊肘按电梯按钮。电梯里的一名男子问：“呃，冠状病毒？”她说，“没有，但要做好准备。”在他下电梯时，他说，“不要把那个眯眼病毒带到这里来。” 一名亚裔女子走进公园，一群妈妈大声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离她远远的。 一名戴着口罩的亚裔中年女子在散步，一名女子大声要她离远点。 一名男子冲着一名等地铁的亚裔男子吐口水。 一名男子向一名去健身房的亚裔女子吐口水。 咖啡馆里，一名女子拒绝咖啡师递上的咖啡，因为她认为对方是中国人。当她身后的亚裔男子告诉她这个要求有多荒唐时，她咆哮道：“你是中国人吗？”他回击道，“我不是，你那个丑不啦叽的山寨手袋是。” 我从未想过“Chink”这个词会在2020年卷土重来。照理说，它应该像我在旧货店里看到的那些阴险的中国小人盐瓶一样被淘汰了。它仍然在互联网底食者群体中盛行，但我从2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词针对我。然而，现在每当我读到有关反亚裔事件的报道时，总会见到这个词，也会从朋友们那里听说它被使用。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如此公开地、以如此不加掩饰的仇恨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诽谤。在过去，我习惯将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大事化小，因为我很早就被灌输，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并不存在。每当我对种族问题提出质疑，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不是种族问题。每当我提到一个反亚裔事件时，总会有一个白人插话说，这是在转移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而且总是有更重要的问题）。我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我作为二等公民的受压迫程度很低，因此不值一提，尽管我认识的每一个亚裔美国人都曾有过因种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被付低薪、被解雇或降职的经历。 今年3月，在特朗普总统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之后，亚太政策与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表示，它参与维护的一个网站一周内就报告了65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事件。即使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仍然怀疑亚裔歧视是否会被认真对待。在Twitter上，小说家R·O·权(R.O. Kwon)在谈论歧视事件激增时，一位姻亲满腹狐疑地问道，“真有这种事吗？”歧视报告数必须增加到每周1000宗才够吗？2000？到底有多少，才足以让憎恨被人们看见？ 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出现的亚裔歧视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不是那种将我们视为隐形人或高效赛博人的类型。种族主义从未消失，而是在适应新形势，而古老的毒株又从美国历史的黑暗地窖中重新崛起。最近的种族主义抬头带着19世纪晚期排外主义的恶臭。1882年，政府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因为他们担心华工会抢走白人的工作。他们被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种族，一种会玷污美国白人道德的传染病。如果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是被系统地奴役、杀害和剥夺财产，那么中国人则是被完全排除在美国之外，这一移民禁令实质上是一种全球种族隔离。留在城市里的中国移民被隔离在肮脏的宿舍里。学者琼·B·特劳纳(Joan B. Trauner)写道，旧金山的华埠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令白人退避三舍，卫生官员指责这块聚集地传播各种流行病。一位医生当时说：“中国人是白种人仇恨的焦点，他们要为所有的不幸负责。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可能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反华运动的范围很广，也波及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方，中国移民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因为他们会遭到攻击甚至是枪击。1885年，在如今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白人放火烧掉华人的商铺，恐吓华人社区。仇外情绪在一场骚乱中达到顶峰，一群白人暴徒将300名中国移民赶出自己的家园。“用棍棒和手枪，”历史学家贝斯·洛-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写道。 “我不敢出门不是因为感染了冠状病毒，而是不想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我的亚裔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不管我们的祖籍是泰国、缅甸还是菲律宾。种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毯式轰炸的各个团体之间只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们不是携带冠状病毒。我们就是冠状病毒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