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
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走上不归路
抵抗，中国劳工论坛
香港的局势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中共独裁决定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这代表着当局不惜绕过香港本地的政府机构，并对香港进行直接控制。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脆弱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现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香港或许会保有经济自主，因为这对中共政权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但西方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或制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战”的发展逻辑表明，香港资本家的特权也可能会逐渐受到侵蚀。连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命悬一线，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荡的年代。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Jaco说：“中共国安法影响深远，甚至比去年引发大规模抗争的『送中』恶法还要严重得多。”
“这条恶法意味着中国政权要更加直接控制香港的政治、选举，还可以规定哪个程度的反对声音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颠覆国家』和『分裂国家』之类的指控来禁止囚禁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甚至以后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也可能会被入罪。”
国安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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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特务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动。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国安机构”来监视和逮捕反对派。 禁止“颠覆、分裂以及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已经有类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让北京当局可以亲自执行“红线”。 当局的直接目标是要禁止“外国和外部势力活动” ，这是要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声援，但尤其是要把抗争运动中与寻求外国政府支持的势力（例如亲美和亲英团体）拿来杀鸡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结外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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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政党和组织会越来越多地被取消选举资格。有些人可能被彻底禁止参选，特别是那些被指控为港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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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集会自由（自去年以来已一直受到打压）将受到更加严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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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将受到严重限制。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公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每年六四晚会之类的活动可能也会被禁止，除非在活动诉求中删除这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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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会遭受更严厉的监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满目前香港的镇压和逮捕水平还不够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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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审查会日益严格。据《无国界记者》报导，香港的新闻自由已从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较180个国家和地区）。本篇文章以后可能成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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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也会被监控。有很多人正在抢购虚拟私人网路（VPN），以来规避政府以后可能对于互联网的监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们一小时内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销售额。
北京的噩梦
国安法的影响远远超过香港，而更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外交实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脸欧美西方大国。这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爆发后，轮番指谪中共政权。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也重新点燃了中共内部的权斗危机，这使得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现他的权威。
阅读更多➳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9/12/16/22141/
习近平的举动与普京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有相似之处，当然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控制的程度是改变了。对在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新现况。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新的危机，习近平对香港收紧权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国安法也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半自治区享有的有限民主权利的正面攻击。中共直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说明他们不再容忍立法会等政治体制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来仍然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让立法会通过本地版的国安法。通过大规模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议员资格，使9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建制派胜利的话，那么明年就会进行立法。去年区议会选举成为反政府抗争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党派全面溃败，北京的计划是避免重蹈的覆辙。全国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有信心或愿意承受更多丢脸的选举失败，所以选择直接强行通过这条恶法。
中共想要扼杀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铲除香港青年对港独和其他激进思想的支持。但这条恶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适得其反，新法会导致香港社会的更多人群的抗拒，并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独思想。未来肯定将会有更多抗议活动，甚至之后几周内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示威。但同时警察暴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会更加猖狂，以执行习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制情绪比一年前更为强大。“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在较年长的人群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单靠愤怒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另一条前进的出路。抗争运动中的各派都认同“揽炒”这个口号，但他们没有解释这作为斗争策略来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温和泛民只会说这代表要在立法会用“拉布”（冗长辩论） 等方式拖垮议会。
独裁政权最担心香港的反抗情绪会蔓延到中国大陆，并引发一场比香港更加浩大的运动。若果抗争蔓延至大陆，运动将足以推翻中共专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压就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权在新冠肺炎爆发最初几个月的失当、不作为、审查和隐瞒，在整个内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动摇了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1989年危机的幽灵仿佛再一次浮现。但及后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加无能和强差人意，反而稍微缓解了北京方面的压力。
尽管自中国疫情的高峰已过，危机压力计的度数有所减缓，但独裁政府深知危机并没有过去。因此，习近平现在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孤注一掷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还指：“中共觉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失业，出口行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时，中方与同样动荡不安的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习近平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来分散视线，借此契机来巩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经危机可以妨碍新的大规模示威和帝国主义敌对政权的经济反击。
当局于5月21日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故意向媒体放风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让媒体于人大期间集中关注香港问题，而不是疫情和经济危机。
本身因疫情而推迟了两个月召开的两会，无非是一场个人崇拜仪式，用来盛大颂扬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今年，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盖事实真相。现实情况是，习近平政权在国内失去了信誉和支持，而在国外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对外求援”？
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重大的报复措施，例如制裁中港官员或企业。香港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寄望于此。这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观点，但也反映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争斗。即使在香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不足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乱的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民众“对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错误的方向。
香港民主斗争不应该求助于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的约翰逊，或是那些过去一直唯利是图地支持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民主运动应该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国大陆的群众与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中国的8亿工人阶级，他们现在是直接受到独裁暴政和恶法的压迫，同样的恶法正在要施加于香港身上。
从短期来看，中共的残酷行径会让对西方甚至特朗普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议游行中可能会出现更多英美国旗，反映出运动中意识混乱。这些幻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国安法的首要针对目标，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华势力”（即美国、欧盟等）结盟的的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力主游说美国实施制裁的政客。
打击和反击
习近平及其身边的人认为，国安法的制定可以杀华府和其他政府个措手不及。毕竟，因为这些国家忙于处理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打赌西方顶多就是发表一堆厉声严词，但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行动。
《南华早报》报导，国安法是向美国“双倍打赌”：一是立刻兑现去年特朗普亲自签名通过的特别法令中所威胁对香港实施的制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个“骗子、伪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国政府陷入内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机。尽管特朗普与他的官员大声发表了各种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但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其实漠不关心。过去是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加上为了避免被标签成“对中软弱”，他才威胁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现在，即使是以批评特朗普见称的《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国作出回应，但这必须谨慎”。
这个大企业们的喉舌担忧如果美国政府兑现威胁，例如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那些资本家们的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根据去年通过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国政府需要审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如果国务院的负面报告导致那些优惠待遇遭到废除，香港的经济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会如是。美国与香港之间每年380亿美元的贸易将受到威胁。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约290家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可能会是将这个中国最自由的城市瞬间转变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香港的利益了。”（《华盛顿邮报》社论，5月22日）
但同时，面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如果美国被视为软弱的话，那么不仅对特朗普，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地位不稳、以及共和民主两党的美国统治精英内部情绪的急遽转向，进一步促使中国问题成为所有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过去所有总统选举都会有人炒作中国议题作为选举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这一切意味着面对习近平的豪赌，美国的反应可能会比他预料的更为激烈。
如何重启群众斗争
习近平想对香港和过去一年的群众斗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会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习近平过去曾多次进行过火的举动，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大，例如“一带一路”、去年对台湾的威胁、还有2019年的送中恶法事件。
群众斗争是击败恶法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反对国安法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重启群众斗争只是第一步，但斗争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清楚知道之后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仅仅是号召民众上街是不够的。一场运动必须有组织和长期维持，尤其当敌人如此强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的运动，尽管规模与英勇的程度惊人，但仍然没有成功反抗独裁统治。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树立了群众抵抗的传统和象征，但运动没有成功赢得真正的让步，而中共丝毫没有停下对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说明必须建立更有组织、集中和政治上明确的斗争。迄今为止，群众运动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项至关重要的关键：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因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传统和阶级意识，在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领导优势。虽然很多劳动人民参加香港民主运动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运动的主要群体，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人去参加，而不是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组织势力参加。在香港，罢工这个武器并未曾以认真和有计划方法组织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对于一次性的抗议是可以的，但要组织一场真正的罢工就需要计划和精心准备，需要在工作场所建立有实际的力量──具有民主会员结构的真正的工会。
美国和挪威的群众运动学者在150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知名研究发现：“产业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当产业工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统治时，民主化很可能随之而来。” （Dahlum、Wig、Knutse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斗争必须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自发行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为了维持运动并传播到香港以外（因为仅靠香港本地的运动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协调，通过民主投票和辩论选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选来代表运动发言并明确指出其目标，以动员更多所需要的人参与。
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得出。多年来统治民主运动的泛民精英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虚拟的碎片化运动也不能提供这个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动员群众变得更困难以前，运动就已经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达到极限了。之后就需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方向和组织方式。
斗争要胜利，就只有在中国引起更浩大的运动，甚至扩散到周边地区。随着国安法通过和中共对香港的直接统治，这个基本事实会更加明显。仅凭“五大诉求”这种非常有限的诉求，或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种仅限于香港的口号，难以使中国的工人看到这场斗争与自己有甚么关系，因而不可能引发一场全中国的运动。如果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不试图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支持这个运动？
所以说，斗争必须转变为阶级斗争，反抗中港两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不民主，而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导致经济崩溃、住房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的贫困。因此，香港的民主斗争需要超越本来有限的民主诉求（毕竟北京早就完全否决了这些诉求），而是同时涵盖其他迫切的劳动者诉求，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间禁止强制无薪假和克扣工资、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征收富人税来支付疫情的公共开支、将制药公司、银行和地产商收归民主公有，并反抗大资本家的权力。
这种将革命性民主斗争的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性纲领，是组织香港工人（当中高达9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方法，也是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连结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