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930年代 —— 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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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比大萧条还要更迅更猛。”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3月24日做出的此番评论表明，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可能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通过研究并吸取上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我们可以为其做好准备
Per-Åke Westerlund， 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ISA瑞典支部 ）
1930年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命悬一线的十年。 倘若当年国际上存在一个强大的革命社会主义群众政党，对制度的仇恨和斗争的坚定意志定必能够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那十年间的最佳小说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书中描绘了大萧条期间一家的困苦遭遇，在通往更美好社会的漫漫长路上不断前行。
1920年代──投机和泡沫
大萧条之前的时期与2008-2009年危机的前夕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特征又在此后的十年以更庞大的规模重复著。 1920年代为大萧条奠定了基础，而1929年10月至11月华尔街的崩盘则是其导火索。 然而，在研究这些危机的过程与相似之处时，我们必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谋求全球市场和全球化生产，但资本家却是有国界的，这便是蕴含在制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资产阶级依靠民族国家及其军队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本国内支配工人和被压迫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驾齐驱。 同样，在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高速的全球化伴随着军事开支的持续高涨，不过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可不是个和谐的过程，它无时不刻在积累著远为尖锐的矛盾。 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当时世界上最为血腥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结束。 战争终结于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的矛盾依旧存在。 共产国际当时预测，如果工人阶级未能夺权，就会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经济进一步增长，与其他列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整个1920年代间，全球六成的资本流动来源于美国。 华尔街成了全球金融中心，大型垄断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凭此美国的经济被视为典范。 资本主义的宣传称，不久每家每户都会拥有私家车。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豪言“战胜贫困的最终胜利”即将来临。
在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撼动了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之寝食难安。 随即而来的是经济的急剧衰退，使本就沉重的战争债务雪上加霜。 通过一系列国际协定，资本家渴求的紧缩得以实施，这些就是欧盟的前身。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主张实行黄金兑现、财政纪律和独立央行。 此外，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刺激难以实现，自英国起，许多国家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以便实行财政紧缩。
资产阶级宣传说市场会带来和平。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本应控制住动荡的市场。
如近几十年来一样，1920年代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 在美国，工资每年增长1.4%，而股东的收入却每年上涨16.4%。 为了维持消费，分期付款就被推广开去，家庭负债持续上升。200家最大的公司拥有了69%的财富和56%的利润。
1929年──泡沫破灭
1929年的前几年，信贷和外贷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新型金融工具诞生，投资银行首度成立，制造型企业参与到金融投机当中，美国的大银行开始介入全球财务。
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对泡沫和炒股深感忧虑，却又对采取行动畏首畏尾，担心引爆危机。 这一幕在2000年代再度上映，全球各政府的行径与其并无二致。 泡沫公司引经据典，虚誉欺人，只为其高股价辩护。 从1928年12月至1929年2月，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旗下的一家公司，高盛贸易（GS Trading）的股票市值翻了一倍多。1929年的夏天，美国的股价上涨了25%。
当时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今天，资本主义媒体把市场称为一种需要善加对待的自然现象。 而在1929年，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有60万人持有股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真正重要的交易者当然还要少得多。
危机率先来到欧洲，首先是1927年的德国。 但列强美、英、法拒绝降低战争赔款，依旧要求德国付战争债务，使得危机愈发升级。
经济崩溃不是单一事件，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后开始的一个过程。 美国联储局、华尔街的大银行和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 好几次危机都被宣布结束，如1930年3月1日胡佛总统所做的那样。 然而，1930年11月华尔街新发生了大崩盘，由此开启了三年的恶性循环下跌。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公园，大萧条面包线
危机蔓延
大萧条是一次骨牌效应：股市崩盘引发了恶性通缩，蔓延至生产、商品和世界贸易各领域。1929年9月至12月期间，美国的进口下跌了20%。
对于每一个背负债务的人而言，通货紧缩都有如千钧重负，或多或少冻结了新的贷款。 工业生产的下降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在18个月里，福特公司解雇了四分之三的员工，原本12.8万名职工仅剩3.7万人，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然而，在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机中，失业的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9年至1931年，美国的GDP从810亿美元下跌至一半不到的400亿美元，工资开支从1929年的510亿美元下降至1931年的310亿美元，投资几乎跌至零。
即使上述数据表明工资占GDP的比重在增加，社会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甚至出现了有粮食，没钱买的状况。
全球范围内，1931年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始了国家债务违约的浪潮，随后秘鲁、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纷纷加入了违约的行列。 匈牙利也在1931年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欧洲国家，1932年南斯拉夫和希腊紧随其后，接着是1933年的奥地利和纳粹掌权后的德国。 主权违约使得货币贬值和债务减免成为可能，这让国内的资本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但对于工人和穷人而言，这只意味着更糟糕的紧缩政策。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在任何重大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日益高涨，从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甚至于一些“左翼”政党都会趋于支援“他们的”政府。
在大萧条期间，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深化了危机。 正如今日在特朗普（台：川普）的领导下，最大的经济体一马当先，有比以往更大的空间我行我素，却依旧无法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1933年，美国的新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出席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声明每个国家都应各自处理本国的经济──货币、债务和赤字。 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外汇风险是其致命弱点。
查理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撰写的大萧条史中写道，这意味着在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群龙无首”。
现在臭名昭著的美国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包含了2.1万个关税条款。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此迅速扩散：“加拿大优先”成为了该国胜出选举的口号；英法两国收紧了殖民帝国内部的贸易联系；德国与匈牙利及巴尔干诸国成立了帝国马克集团。
1931年1月的世界贸易额是29.98亿美元，两年后下跌至9.44亿美元。 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24%，在德国甚至超过了30%。
小罗斯福
小罗斯福在位总统的任期往往被错误地授予了解决危机的殊荣。 事实上，罗斯福采取了一些资本家厌恶的措施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前一时期的投机、债务和泡沫。 可是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改变体制，而是如他对自己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拯救私人利润的体制”。
然而，这一情形也与今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那些私有化的主张者，压缩公共部门的辩护者和削减公债的支援者，无一例外跪倒在国家的脚下乞求获得拯救。 商界欢迎政府的干预和支援，赞扬修建桥梁和道路的决定，也为其他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手段喝彩。
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 为了支援政府，防止来自下层的行动，采取和强调的措施都是“有力而果断”的。 罗斯福就特别重视制止1934年美国的罢工潮。
在罗斯福的新政下，失业者的数量从1500万下降至900万，许多新增的工作岗位都只有最低工资，除大企业外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到了1937年中旬，美国的产量恢复至1929年的水准。 工人的斗争使得工资上涨，也因此带动了消费。 但在193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二，经济的新一轮急剧衰退随即而来。 紧随危机后的是生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举例来说，棉花的价格下跌了35%，橡胶下跌了40%，那些靠商品赖以生存的国家受到了打击。
1937-1938年的危机证明新政远未解决病笃。 体制的潜在弱点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尽管如此，也只有美国这种体量的经济体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尝试新政。 在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国家的权力拱手相让与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
一个国家的表面获益仍然是全球体系的损失。 从来就没有“全球力量”或合作，也不靠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解释的“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只有在军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生产才得以恢复。
阶级斗争和革命
1920和30年代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是极度迂回曲折的年代。 在深刻地分析这段时期，为劳工运动及其政党提供具体建议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托洛茨基，他领导了俄国革命，却被斯大林独裁政权清洗并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依照马克思的观念，阐述了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经已无法发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而且，解决资产阶级和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将引致国际社会主义，这是向前进步的必由之路。
尽管苏联出现了斯大林（台：史达林）式堕落，但战胜沙皇和资本主义的记忆犹新。 与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机构一样，建制政党也被危机削弱，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激进化和斗争的爆发。
在美国，危机初期时工人们被震撼住了，但此后阶级斗争于1934年迅速增长。1934年，15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洛杉矶时报》甚至称三藩市的一场罢工为“共产主义叛乱”。 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和起义是工人组织的典范。 反抗强迫迁移和失业的委员会不断扩张，员警也对工人毫不手软，大规模镇压工运。 静坐罢工始于1936年，次年便增长至477起。1935年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1936年其成员爆炸性增长至500万人。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和群众斗争，法国和西班牙于1935-1936年首当其冲。 当时在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导致了毁灭性的失败。
正如在1933年，尽管已有群众政党和有组织、甚至是有武装的工人阶级，他们也未能阻止希特勒掌权。 这彰显出一项重要且决定性的任务：建立能够取得胜利并废除资本主义的工人组织和政党。
大萧条后和今天
在经历了大萧条──经济上的失败，对法西斯主义的尝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之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强化──资本家不得不用民主为自己涂脂抹粉。 他们被迫委曲求全，例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一些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放弃殖民地（尽管仍保留经济上的束缚）。 许多如股市、银行、金融业务等机构压低了姿态。 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这些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然而，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激进化、阶级斗争和殖民地革命，然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加上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这些无不致使资本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工人和福利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 他们看似胜利了，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化。
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迎来其尾声。 我们将看到资本家的让步和攻击、刺激和紧缩交织在一起，他们在新的危机中比2018-2019年更加趋于民族主义。 即使许多国家的斗争水平和阶级意识尚低，但这场危机仍将使群众普遍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远未被击败，只是尚未组织起来。
1930年代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废除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将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存续下去。我们在 这场新危机期间的任务便是要建立起这样的党组织、运动和国际组织。
阅读：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全球化的终结-大萧条的教训”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世界萧条时期：1929–1939年” 利奥·胡伯曼（Leo Huberman）：“我们，人民-美国的戏剧”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