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斗争：“文革”最后一次运动
何为“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思想运动指20世纪七十年代，在史学学术领域发生的一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论争。此一论争与当时的政治需要紧密结合，并很快发展为一场全民运动。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一般的历史叙述如下：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叛逃和过世的消息一直到1973年8月下旬的中共十次代表大会才正式予以公告。为了防止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毛泽东称林彪“主张孔孟儒家思想“，而在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批孔问题。同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1973年9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协作组以“石仓”为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论尊儒反法》，并先后在同年第十期的《红旗》杂志与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论尊儒反法》提出了儒法斗争的概念，认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提倡“礼治”，法家提倡“法治”，儒家主张守旧，法家主张革新。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不是学术主张之争，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文章提出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认为这“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这篇文章揭开了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序幕，并为后来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定下了基调。
此后，“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又发表了一批研究和宣传儒法斗争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唐晓文在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等。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4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提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要党员“学习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同年7月5日至8月8日之间，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大规模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进行法家著作选编、注释、出版与研究的规划。就此，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已经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历史学界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运动之前，历史学者杨荣国曾于《红旗》1972年第22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这篇文章成为了江青与四人帮利用的论述主轴。
杨荣国认为，中国社会在不同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儒法路线斗争。汉代出现的儒法斗争，是庶族地主阶级或者小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打击士族地主阶级，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封建社会走向晚期，相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对于大地主阶级的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及相对着工商业的庶族阶级利益。
同时杨荣国认为，儒家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消极角色，孔子“贩卖了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道德与典章制度，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1973年9月8日至11日，杨荣国受邀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并做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演讲。同年12月，又出版了《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1974年又发表了《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文章。这些文章确立了“儒法斗争”的基本模式，即儒家与法家的分歧表现为倒推与前进、复辟与革命、封建与郡县、“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对立——“评法批儒”运动正是在这些对立上找到了与现实政治的对应。
而卷入到“儒法斗争”的另一关键人物为郭沫若。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郭沫若写于1940年代的历史著作《十批判书》，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评论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的这部著作严厉批判了法家和秦始皇，高度赞扬了孔子和吕不韦，郭沫若在此书的后记中这样说明他为孔子辩护的原因：“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努力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又说，他评论古人以“人民本位”为标准，所以推崇孔孟。他把孔子写成了1940年代同情中国革命的现代知识分子。
同时，郭沫若认为吕不韦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主，反对法家、主张“注重民意”的儒者。因此郭沫若认为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的斗争模式为“儒法斗争”。他对秦始皇的评价是：“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郭沫若在1940年代写成的此书，到了1970年代，却因为其所描绘的儒家与法家的路线之争，与其时的政治结构极为相似，郭沫若对儒家的肯定，使得几乎站到了“文革”的反对者的位置上。
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为了批判四人帮与文革，学界再度进行了对于儒法斗争史的全面检讨。黎澍《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扈世纲《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吴江《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等，一致批判儒法斗争并不是持续两千年的斗争，儒法斗争史将历史学古为今用，虚构历史共识，将中国思想史简化为儒家与法家独立的之嫌，成为政治工具，展现了强权出真理的心态或是权力拜物教。这一系列论述强调法家思想仅仅短暂地出现于秦汉时期，并未延续至今，法家也仅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地主阶级的斗争，而并不代表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些文章将围绕着“儒法斗争”的研究看做了四人帮夺权的政治工具，喧嚣一时的“儒法斗争”问题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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