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灵：我们时代的思想命题
2018年是一个应该被历史铭记的年份，其标志性事件是民粹主义的狂飙激进，女权主义的浪潮汹涌，基因编辑婴儿的突然而至。这三个事件催生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命题：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和民主是什么关系？女权主义的根本诉求是什么？如何界定性别歧视和性别平等？基因编辑婴儿到底是福还是祸？人类已经准备好迎接基因时代了吗？
民粹主义风起云涌
一个幽灵正在欧美上空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民粹主义。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离欧盟，是民粹主义冠冕堂皇地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一股民粹主义的浪潮席卷欧美大地，对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民粹主义时代！
然而，什么是民粹主义？对此，西方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缪勒（Jan-Werner Müller）在其新著《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澄清。这本书出版不过两年余，但却已经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了，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在这本书中，缪勒的民粹主义定义分为两个部分。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反精英主义（anti-elitism）。许多报刊媒体都曾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反对现政权。倘若如此，世界上到处都是民粹主义者了。从古到今，时时刻刻都有各种对现政权不满的异见分子，难不成这些异见分子都是民粹主义者？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界定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的光谱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这个概念本身可能都会丧失意义。因此，缪勒认为，并非所有反对现政权者都是民粹主义者。尽管民粹主义者多多少少都对现政权不满，但是反对现政权并不足以界定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反精英主义。精英当然包括现政权的统治者，但是，精英并不仅限于政治精英，还包括文化精英、媒体精英、经济精英等。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真正代表人民，这就是缪勒所谓的排他性代表（“exclusive representation”）。竞选时，他们把对手刻画为道德败坏的精英；上台后，他们拒绝承认任何反对党是合法的。总之，民粹主义者不是宣称“我们是99%的人民”，而是“我们是100%的人民”。正是因为民粹主义者垄断了人民的概念，所以他们才宣称，凡是民粹主义者都是人民，凡是非民粹主义者都不是人民。非我同类，其心必异。
然而，反精英主义并不足以界定民粹主义。实际上，民粹主义所聚焦的不仅仅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而是人民与敌人的对立。在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现象中，民粹主义所呈现的是错综复杂的三重敌人关系。第一重是内外关系上的敌人。民粹主义者所聚焦的是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对立，因此，他们常常反对非法移民。第二重是纵向关系上的敌人。民粹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因此，他们常常反对现政权，妖魔化主流媒体，谴责资本家。第三重是横向关系上的敌人，民粹主义者所重视的是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对立，因此，他们常常反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正是如此，民粹主义的敌人是多重的，而不是单重的。而反精英主义只是民粹主义的一种面相，而不是其全部面相。实际上，民粹主义者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他们的敌人。哪里有敌人，哪里才有民粹主义。一旦敌人烟消云散了，民粹主义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缪勒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民粹主义只存在于代议制民主中，因此，民粹主义是民主的阴暗面。民粹和民主就像是一对同母双生的孪生子，但是一个是魔鬼，一个是天使。民粹主义者的政治伎俩是以民主的方式反民主。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是代议制，代议制要求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然而，民粹主义者却反复宣称，人民代表已经无法代表人民了。人民代表已经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承诺，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正如卢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选举人民代表时，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然而，人民代表选出后，人民就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人民代表利用人民的短暂自由，从而使人民成为永久的奴隶。因此，人民代表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只有民粹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但是，这个观点实际上狭隘地理解了民粹主义的应用范围。的确，在西方世界中，民粹与民主相伴而生。但是，这种观点却排除了非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现象。学界公认，现代民粹主义发源于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然而，当时的俄国尚处于沙皇统治时期，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政治。如果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的特有现象，那么俄国的民粹派就不是民粹主义现象了。不止俄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拉美非民主国家和亚洲非民主国家都在上演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悲剧。他们妖魔化政治对手，并向人民作出承诺他们将真正代表人民。然而，民粹主义者上台后，非但没有兑现他们当初的承诺，反而通过不断制造各种敌人，把整个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缪勒的谬误在于，他把民粹主义刻画成西方民主世界的独特现象，而忽略了非西方世界普遍弥漫的民粹主义雾霾。
女权主义方兴未艾
米兔运动（Me Too Movement）发源于美国，其焦点是反性骚扰和反性侵犯。2006年，黑人女权主义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创立了“Me Too”标签。当时，一位十三岁女孩想悄悄向伯克倾诉她所遭遇的性侵经历。但是，伯克觉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聆听这样一个故事。于是，她就把这个女孩推给了别人。事后，伯克深感内疚，心中反复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你不直接对她说‘我也是’（me too）呢？”这就是“Me Too”标签的由来。伯克的初衷是希望这个标签可以唤起具有同样经历的女孩的同理心，从而让女性受害者可以从众人的感同身受中得到些许心灵的慰藉。我们跟你在一起，你并不孤单！这就是这个标签所发出的温暖信号。 然而，“Me Too”作为一场运动，却起源于2017年。2017年10月15日，好莱坞女星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友人的建议下，在推特上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如果你曾被性骚扰或性侵犯，请写下‘me too’来回复这条推送。”消息发出，她就上床休息了。孰料，待她第二天醒来，她竟然收到了55000条回复，而“Me Too”则成为推特最热门的标签。自此，米兔运动席卷全球，波及各行各业，从而成为2017年最具有标志性的社会运动。当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这些勇敢言说性骚扰和性侵犯经历的“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
纷纷爆出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事件，不断刷新着公众的三观。仿佛一夜之间，一些称号从德高望重的象征沦落为备受质疑的符号。米兔运动的火苗火速蔓延到公益圈、影视圈、媒体圈、宗教界和知识界。这些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领域似乎都已经成为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重灾区。这恐怕成为了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其影响之深，波及面之广，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在这样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翻阅琳达·赫什曼的著作《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或许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奥康纳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而金斯伯格则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两人的政治立场迥然相异，奥康纳是共和党人，而金斯伯格是民主党人。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奥康纳是西部农场的乡村女孩，而金斯伯格是纽约大都市的犹太女孩。两人的行事风格也判然有别，奥康纳富有保守主义的脉脉温情，而金斯伯格饱有自由主义的激进风采。然而，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女权主义的身份烙印。正是由于这重共同的身份背景，两人在最高法院期间并肩作战，携手并进推动了美国的性别平等，从而在法律上为美国女性开辟了一片片崭新的人生小天地。
她们的女权主义思想底色源于她们早年的人生遭遇。奥康纳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念书。毕业前夕，她投出去的许多份求职简历都只有一个冷冰冰的回复：“我们不招女性！”后来，她又求助朋友的父亲，而朋友的父亲坦率地告诉奥康纳，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从来就没有招过女律师，他自己也没有这个打算；如果她要来，只能做个助理。她失望地拒绝了。最后，走投无路的奥康纳只在一个政府部门找到了一份没有薪水，也没有办公室的工作。这就是她的漫漫人生路的残酷开端！
金斯伯格的人生经历也不外如是。她求学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学第一年，她就遭遇了女性的种种尴尬。当时哈佛的拉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不对女性开放，所以金斯伯格被拒之门外。而且，女性也不能参加《哈佛法律评论》的晚宴。更匪夷所思的是，哈佛法学院院长召集全班所有9名女学生，然后义正言辞地质问她们：你们的录取名额原本属于男性，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被录取是合理的？她的求职历程也屡屡碰壁。她的老师们热心地推荐她去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那里实习。但是，那位大法官却直截了当地说：“不考虑女性。”
因此，她们的心灵中早早就埋下了女权主义的种子，立志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撼动性别歧视的陈规陋习。最终，两个人生轨迹没有交叉的女性，一个从西部，一个从东部，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相遇，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最高法院姐妹花。
她们的故事有助于我们反思：如何从法律角度保障女性的权利，并从根本上消除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米兔运动源于女性受害者在互联网上的血泪控诉，而不是法庭上的起诉与辩护，其根本原因是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难以收集保存，以及女性时时刻刻所面临的荡妇羞辱。如此一来，一个两难的处境就产生了：如果她们在互联网控诉，那么公众可能会质疑她们进行网络审判；但是，如果她们不在互联网控诉，那么她们可能只能默默吞下辛酸的苦果。米兔运动未来应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米兔运动只是女权主义的开端，并不是结束，等待她们的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正是如此，女权主义运动尚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许多女权主义著作尚未被翻译成中文，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1979年出版的名著《职场女性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就是其中一例。麦金农可以说是性骚扰理论之母，她开创了性骚扰法学理论，并在美国推动了一系列性骚扰立法。
学术界的性别歧视也是一件令人堪忧之事。女博士不但在大众的口中成为了侮辱性的第三性别，而且在求职中也屡屡遭遇用人单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如此，女博士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就越来越难。
基因编辑婴儿突如其来
2018年底最轰动的新闻是诞生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其始作俑者是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目前，学术界和媒体主要从两个角度反思和批判基因编辑婴儿问题。第一，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基因编辑婴儿是否存在安全风险问题。例如，是否有必要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技术是否存在脱靶的可能性？第二，从伦理的角度反思科学家是否应该进行人类基因编辑实验。例如，人体实验是否违背了生物医学伦理？ 然而，鲜有人从人类基因编辑的社会政治后果角度来考察基因编辑婴儿所带来的危险。哈佛大学学术明星桑德尔是少数从这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反思基因工程的通识著作《反对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2013年，本书中文版面世。尽管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尚未出现基因编辑婴儿，但是，这本书中所蕴含的见识依旧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反思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思想资源。
例如，优生学问题。桑德尔指出，如果基因革命进入人类领域，那么曾经臭名昭著的优生学（eugenics）将有可能卷土重来。优生学这个词语出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之手。他于1883年创造了这个词语，然后不遗余力地为之欢呼呐喊，并希望优生学可以成为人类的新宗教。优生学曾经一度风靡欧美，俘获了一大批担忧人类未来命运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霍布森（Hobson）就是优生学的鼓吹者。霍布森深深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学说。他主张，国家应该控制婚姻，控制生育，从而实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人种改良目的。
可是，优生学在二十世纪产生了非常可怕的政治后果。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居然率先立法强制精神病人、罪犯以及贫民绝育。而后，美国多达29个州纷纷效仿，紧跟印第安纳州的步伐。这个如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居然在二十世纪创造了6万多人接受绝育手术的黑暗历史，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后，立即推行了臭名昭著的《遗传病后代预防法》，禁止低劣人种生育下一代。所谓的低劣人种，包括穷人、盲人、聋子、智障、同性恋、犹太人等。希特勒是优生学的狂热信徒，他在《我的奋斗》称赞优生学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因为它让人类减少了苦难。最后，纳粹主义者直接拿起屠刀，全面推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希冀一劳永逸地解决低劣人种。优生学顿时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名词。
如果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全面成熟，那么，早已被人遗忘在历史垃圾堆的优生学是否会借机死灰复燃呢？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在基因时代，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全面接手人类的生育问题。国家永远繁荣昌盛的最大保证是，满街皆圣人，遍地是神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优生学。优生学的最佳手段无疑是基因编辑技术：改造最优秀者的基因，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成为圣人、神人、超人；同时，让那些低劣人种接受绝育手术，以免他们的后代拖国家的后腿。这样的未来是否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呢？这恐怕是我们深为忧虑的问题。
桑德尔十年前的小册子固然具有某些先见之明，但是，它也只是反思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起点。这本书案例居多，而分析太少，稍显遗憾。实际上，这个问题尚有许多可供研究的空间。例如，自然人和基因人的关系问题，基因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基因时代的立法问题。正是如此，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依旧在等待人文社科学者的开掘。
2018年未必是最糟糕的年份，但肯定是最不确定的年份之一。民粹主义将何去何从？女权主义将走向何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将如何收场？这些都是历史的未知数。等待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答案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