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钱永祥访谈：台湾的政治转型与“道德进步”

来源：东方早报，2011-11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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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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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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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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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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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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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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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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