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10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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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2019年)
学生运动开启政治浪潮
王林宇 中国劳工论坛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名大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据的土地、铁路、矿山、森林等等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和日本以及英美是一战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五四游行开启了持续约两个月的全国群众运动，也开启了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新时代。这是场运动由学生率先发起，但随后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商人也加入了运动。
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只会低调纪念五四运动，因为许多因素令它担心激进化的年轻人和学生会再次成为群众抗议的先声，点燃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是一支尚在蛰伏的“超级力量”，能够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过去9个月的佳士斗争初步显示出这种潜力。我们不应该忘记，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也是1989年大规模民主斗争的导火索。八九民运几乎就要推翻中共政权。当时北大学生正计划在五四70周年举行联合抗议，但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于4月15日去世，学生便将计划提前了。2019年有多个敏感的周年纪念，中共政权害怕“难以想像的危险”，1919年的这场历史性运动势必让他们感到紧张。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4-1918年一战大屠杀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1日，即五四运动两个月前，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爆发大规模独立运动，有200万人参加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国际上的这些工人群众运动也是促发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1919年1月评论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他认为将来的革命都会像效仿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人类社会。
幻想破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1918年11月，北京有6万人参加庆祝“胜利”的游行。他们认为中国将可以拿回德国自1898年开始占据的“胶洲湾租借地”（包括胶洲湾和胶东半岛），而且可以调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下的不平等条约，进而改变中国落后、受压迫的状况。
美国总统威尔逊造成了尤其大的幻想。后发的美帝国主义希望加入瓜分殖民地的行列，因此试图通过支持亚欧部分被占领国的自决权来削弱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多个拉美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强迫尼加拉瓜签订不平等条约、入侵海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也赞成将胶洲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决定于4月底传到北京，特别是给青年知识份子造成严重冲击。当时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北京学生原本计划在5月7日举行游行，但因段祺瑞政府已经开始镇压抗议活动，游行临时提前到5月4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关于“二十一条”签约的最后通牒，因此这一天被称为“国耻日”。
五四游行
5月4日当天，抗议学生从天安门出发，他们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是指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内惩国贼”是指赶走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官员，其中最主要的三人是：交通部长曹汝霖，驻日大使章宗祥，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中方董事长陆宗舆。抗议者游行至当时作为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游行队伍原本计划穿过东交民巷，但遭到警察阻拦。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人在东交民巷内没有游行权。
在和警察对峙两个小时之后，愤怒的学生转向曹汝霖的住宅。学生突破警察的阻拦，冲进曹宅，砸毁了曹汝霖的一些财物，并殴打了当时住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部分学生因为没有找到曹汝霖，在愤怒之下放火。由于起火和增援警察的到来，抗议学生逐渐退散，但有32名学生被捕。部分学生随后前往陆宗舆家，但已有军队驻守陆宅，因此未发生冲突。五四当天的抗议活动逐渐结束了。
日本扩张在华势力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成为学生的首要攻击目标，因为他们曾参与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相关条约的签订，也曾参与日本政府对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贷款”。这两起事件旨在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也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背景。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旨在将中国东北、内蒙、山东、以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而且企图控制中国内政，例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必须聘请日本顾问，而且这些日本顾问将具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签订的条约里，袁世凯政府承诺将山东转让给日本。
到了1916年底，日本政府希望将战时的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和政治。讽刺的是，今天资产阶级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扮演着类似的帝国主义角色，尽管它用的是财力而非武力。因此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通过中间人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总额为1.45亿日圆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段祺瑞政府将国有产业作为贷款抵押，并和日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段款名义上是经济贷款，但实际上被段祺瑞政府用来收买国会议员和进行对广州军政府的战争。
“二十一条”和“西原贷款”均引发了大量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大批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青年回国，其中包括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标志。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文化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运动启发了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新青年》的鼓舞下组织起来的学生，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而在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5月的抗议浪潮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团体，这些团体后来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
运动进一步发展
5月4日当天的抗议结束之后，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北京学生继续进行抗议、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开始局部罢课。5月6日，北京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的此类学生组织。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其他城市也开始举行学生抗议、群众大会和成立新的大型学生组织。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内的军阀和保守官僚希望以五四游行为藉口，镇压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要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5月14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活动，并宣称学生无权干涉政府的政策。部分由学生出版的刊物被取缔，而且政府准备派遣军警解散学生组织和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各地军阀也大力镇压学生运动。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大专学生举行总罢课。在未来一个月里，罢课浪潮蔓延到大大小小200个城镇。到了5月底，政府在广泛抗议下稍微减轻镇压，学生活动亦有所缓和，这令政府误以为彻底镇压学生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6月3日，900多名学生在街头演讲的学生遭到警察镇压，400人被捕。但这反而导致更多的愤怒学生加入街头演讲的队伍。6月4日，被捕学生已超过1000人，但次日上街演讲的学生则增加到5000人。许多学生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们随身搚带食物和被褥，准备在监狱里使用。
运动中心转移
镇压的消息传到上海，在学生的呼吁下，上海爆发了持续一周的历史性的罢工和罢市，成为五四运动获胜的关键力量，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成为了运动的新中心。
上海学生于5月11日效仿北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而且他们更有意识地扩大运动的范围。上海学生联合会设立了劳工部，负责联络工人；同时联合会也派人前往各个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后来在6月16日，各地学生领袖聚集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负责协调全国的学生运动。
6月5日，上海几乎全市商人开始罢市，包括租界和郊区。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将注意力转向生产军备，因此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本土资产阶级得到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到了一战结束前夕，帝国主义重新将目光转回中国，特别是日本大力扩张在华势力，导致中国资产阶级重新面临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严酷竞争，因此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希望利用这场反帝国主义运动扩大自己的市场，而且当时广泛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对商人造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开始了罢工行动。率先罢工的是纺织业和印刷业工人，随后罢工蔓延到金属和其他行业。罢工人数约为6-10万，涉及约50间企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汉铁路工人，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也参加了集会和示威。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发送紧急电报给北京政府称：天津有数十万劳动者，现在已经出现不稳的现象，如果政府犹豫不决，不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全部撤职，一旦发生罢工的危险局面，损失会比罢市更加严重。
随着罢工罢市的开始，帝国主义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迅速转变。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感到警觉，希望利用五四运动阻挡日本的扩张步伐，因此在运动初期采取观望态度，有时甚至表示同情。但到了6月6日，租界当局宣布租界内禁止散发传单、禁止公众集会、禁止悬挂与运动相关的横幅，同时武力镇压学生组织和工人罢工。
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于6月10日先后宣布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撤职。各地的罢工和罢市逐渐停止，但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抗议仍在继续。直到6月28日签约日，中国谈判代表由于国内以及在法华人的抗议压力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才告终。
深刻影响
五四运动尽管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是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突显出学生能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激发远更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就算在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尽管相对来说规模还很小，但其力量远大于其他阶级。现在人们（特别是在华语地区）经常会忽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一些政治力量错误地认为学生是变革的主要力量或领导力量。由于五四运动的鼓舞、运动中出现的新的工人组织萌芽，再加上学生更积极地介入工人斗争以及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在1919年之后迅速发展起来。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人组织，包括中共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现在中国官方工会的前身）。罢工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1918年中国有25次罢工，1919年增加到66次。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第一次全国罢工浪潮，罢工数量超过百起，参加人数超过30万。1923年和1925年又分别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在1919年后，国民党做为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想要终结中国的军阀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独立民族国家和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曾积极介入工人斗争，建立了一些工人组织，并参与组织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当时国民党建立或者支持工人组织的目的不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协助国民党对抗北京政府或者其他敌对势力。例如在1922年的罢工浪潮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罢工遭到政府镇压，工会被取缔。但当时国民党介入和组织工人斗争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群众斗争发展水平还很低，使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清楚了解群众运动的“威胁”，这是商人举行罢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愈发恐惧群众运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在学生逼迫下才同意罢市，而且后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总商会还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攻击仍在斗争的工人。
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女性运动注入强大动力。从五四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1920年，长沙一些女性参加了市民游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一年之后，同样是在湖南，成立了“女界联合会”，要求平等的财产继承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以及婚姻自主权。1922年，北京成立的“女权运动同盟会”不仅要求女性权利，而且号召推翻军阀统治和实现民主。
在群众运动中，作为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之一的女性（特别是女性工人）经常站在斗争的前线。
由于五四运动以及它所开启的其他群众斗争，原本团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各派知识分子迅速分化。1920年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到中国，和陈独秀、李大钊着手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也加速了分化的过程。陈独秀以及较激进的年轻人逐渐更加明确地转向社会主义，而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则退到更为保守的立场。尽管自由派知识份子要求民主改革和结束军阀专制，但是他们反对依靠群众运动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改变中国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以及资本家压迫的状况，原本受到很大欢迎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衰退，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今天的意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无畏地对抗军阀专制政权，展现出令人尊敬的勇气，他们掀起的这一场运动成为了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里程碑。在100年后的今天，北京大学以及其他的左翼学生勇敢地介入佳士工人斗争，并因此受到习近平政权的严厉镇压，至今仍有40多名学生、年轻人、工人被关押，下落不明。
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习近平政府很可能会利用五四纪念日继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扭曲五四运动的真实面貌，以图巩固正在走向危机的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如五四运动所体现的那样，学生和年轻人的斗争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但是要想击败独裁政权，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面对去年工人斗争的突破性发展，以及今年多个“敏感”的纪念日，习近平政权将采取更猛烈的镇压，但这无法扑灭工人和青年的反抗行动。过去一段时间，湖北中学生游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烧毁“女生节”横幅、河北钢铁厂工人因“混合所有制改革”而罢工游行、程序员反对过劳的网络抗议等等事件，再次体现出中国青年和工人激进化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以往的群众斗争历史，目的是为今天和将来的斗争提供经验教训。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劳动群众和年轻人的政治意识，成为1920年代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参照点。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存在着与当时类似的动荡与变革，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再次成为群众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