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從德國反思台灣轉型正義（上）：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注：下篇講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我不在這兒帖了，感興趣的朋友請自行搜索）
文：李奕萱 2019
2019年4月29日，南投東埔部落族人Bukun（伍金山）來到台北，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的陪同下，在六張犁見到未曾謀面父親的墓。1952年，Bukun時任警察的父親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遭到逮補，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
遲遲沒送到的死亡通知，讓家人從來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促轉會帶著判決書、死亡證明等檔案拜訪，等待超過六十年的真相才終於到來。伍保忠的故事並不是個案，直到現在，也還有受難者家屬等不到答案。
大約從2000年後，開始有「轉型正義」的訴求聲音，民間開始自主運作，搜集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政府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2018年促轉會的成立，是一大里程碑。然而，往前進的同時，也會有反作用力，轉型正義被放上檯面後，反對的聲音不斷湧出，「追殺」「鬥爭」的質疑不停，也有人再三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了，該往前看了」。
只看到眼前問題時，視野會變狹窄，這時或許可以退一步，看看已經推行轉型正義許久的德國怎麼做。德國轉型正義主要可以分兩塊談，一部份是如何面對納粹屠殺，另一部份則與台灣較類似，是東德共產政府對人民的高壓統治。
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那是個與白色恐怖有很高既視感的年代。東德情治機構裡，被記錄在案的人數高達五百萬人，是當時人口三分之一，而替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更多達二十七萬人。在東德生活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學籍、工作、甚至被關進大牢。
現在，這些檔案均存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德國用政府的錢、追討的黨產成立基金會，開始做檔案的解密。檔案局裡檔案如山，解密也非同小可，很多都不是用德文寫，而是以數學符號、代號、拉丁文拼寫，只有當初的負責人才懂其中玄機。因此，基金會現階段最大的工作就是翻譯檔案。
投入這麼多為了什麼？長期參與轉型正義議題、目前於德國攻讀博士的鄭嘉瑩說：「檔案局的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給受難者一個真相。』」
鄭嘉瑩舉例，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東德，她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台灣曾經也是這樣，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被槍決。台灣還有很多這樣的檔案沒有被公開、不見了，久了，大家就會忘記了。」鄭嘉瑩說。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然而，當東德的民運領袖幾次發現身旁夥伴是線民，他們開始訴求保留檔案，並開放調閱。經過幾次衝突，終於訂立〈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明確規範檔案用途、調閱方式。
鄭嘉瑩提到，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順位。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
鄭嘉瑩認為，歐洲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最值得警惕與學習的，是找出加害者：「事情有因才有果，莫名成為受害者一定有原因。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在歐洲，除了特定的人有受到法律上的審判，大多數都是無罪的。加害者往往是受難者身邊重要的人：朋友、親人、或是同事，他們可能迫於某些因素才這樣做。」
德國不只執著於找出加害者，也認真處理東德政權遺留下的問題。號稱歐洲最有錢政黨「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黨產遭清查、追回，部分用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基金會，剩下則回饋到東德人民手中，作為青年就業、交通、文化及歷史工作的經費。東德政黨曾經的聚會所、黨部改為現在的教育會館，展示當地發生過的不義事件，並定期更新展覽。
從德國經驗出發，鄭嘉瑩希望大家回頭看向台灣，婦聯會385億的不當取得財產是否能收回、收回後要做什麼，目前都還是未知數。在空間的轉型上，中正紀念堂將何去何從，仍備受爭論，還有許多不義遺址甚至還沒開始處理，例如曾經是特務機關的警備總部，沒有經過徹查，就繼續為政府機關沿用。
德國不只針對黨產做處理，針對前共產黨公務員，德國也訂定〈除垢法〉，全數開除，經過調查後沒有重大罪行紀錄，才能回聘。 影響體制內工作者的做法在德國遇到不少反彈，然而鄭嘉瑩依然希望，這樣的經驗能讓台灣更深入考量，而非迴避問題：「我們選擇什麼都不談，很少人做相關的研究，很少人談除垢，但不碰加害者議題真的是好的嗎？」
從教育落實轉型正義
同樣對轉型正義議題抱持興趣，政大東亞所研究生陳宥喬選了和鄭嘉瑩不一樣的切入點，趁交換期間，研究了德國教育如何談論納粹統治。
陳宥喬指出，德國歷史教學法有明定兩大原則：第一個是196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意識」，要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制度、文化都有歷史性，了解生活面向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個則是197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文化」，強調歷史的多元性，讓學生注意周遭環境，透過不同媒介了解歷史，進而形成個人觀點。
1976年，Beutelsbach小鎮的政治教育會議中，訂定德國公民教育準則，成為後來備受參照的教學依據：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老師的任務是呈現多元性，讓學生學習思考與判斷，結論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點是思辨的過程。
任教於布來梅邦一所中學的老師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課堂上有三階段：給學生一份原始文件、讓學生解釋與分析、最後給予評價。有時，她也會帶學生走出教室，來一堂「室外歷史課」，透過參觀展覽來與學生對話，形塑對歷史的認識。
在德國，實際的體驗的課程相當常見。陳宥喬報名集中營一日導覽時，就聽到導遊說，自己的女兒將要到婦女集中營過夜。陳宥喬的德國朋友也向她分享，學校曾經安排倖存者到班上做經歷分享，印象格外深刻。
回到制度內的課綱，德國現在的歷史課本從1950年代偏重戰爭輸贏的論述，經過1963年追究集中營人員責任的法蘭克福審判、1968年反權威統治的六八學運，才演變成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述框架。陳宥喬特別點出，德國課綱採取柔性課綱，只會規範基本原則及必須論及的要素，不像台灣的硬性課綱，會逐一列出小的歷史事件。
用整個城市來記憶歷史
在柏林，針對納粹時期有三百多處不同的紀念遺址、學術機構和博物館。陳宥喬採訪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發言人，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展覽做歷史教育。
1987年，現任恐怖政治地形館基金會執行長哈瑪（Andreas Nachama）在「蓋世太保」總營原址舉辦露天展覽，講述納粹在該處犯下的恐怖行為，獲得良好迴響。1992年，在柏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展覽擴充為公民獨立基金會。2010年恐怖政治地形館正式開幕，從加害者的角度切入介紹歷史。館內常設展分析納粹1933年到二戰結束的政策、組織、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以及對受害族群產生的影響，在館外的柏林圍牆上，則展示納粹的宣傳手法。
恐怖政治地形館定期會舉辦給學生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納粹組織中各領導者的名字、職務，特別的是，他們會把所有名字都點出，因為他們希望讓學生知道，納粹是由很多「個人」集結起來的「系統」。
除了恐怖政治地形館，柏林也有猶太人博物館，展示猶太人相關的歷史與二戰的受難，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色列藝術家的作品，將一萬多個鐵製的臉放在地上，參訪的人踩在其上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就像是受害者的吶喊。在蒂爾公園（Tiergarten）裡，則有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提醒民眾，納粹影響的受難者不只猶太人，還有非猶太裔的波蘭人、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
教育並不只是老師和博物館的工作，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總部位於波昂的聯邦公民教育中心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們針對不同年齡層做免費出版品、架設介紹柏林圍牆的網站、舉辦以色列城市導覽，希望藉此形塑民主價值，並培養公民思辨能力。
陳宥喬印象很深刻的是，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做這麼多，就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重演，德國聯邦總統史丹麥爾（ Steinmeier）亦曾說：「誠實的記憶，是今日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石。」
什麼是轉型正義？
從找尋真相開始，到試圖處理威權政府的遺緒，進而培養公民對議題的思考，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一蹴可及。德國在戰後到1980年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過了就過了，不要再談了」、「要放下過去，走向未來」。而甚至到最近，依然會有人隱晦地推崇大力追求經濟發展，號稱不談政治的希特勒。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轉型正義都是一場彷彿永遠走不完的長征。
所以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呢？鄭嘉瑩提到，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過去（Geschichtsaufarbeitung），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鄭嘉瑩由此做了一個小的結論：「無論說法是什麼，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有過去，才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