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评天安门自焚事件 part5
16.从古代罗马帝王迫害基督徒看中共镇压法轮功
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了大量篇幅记叙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描写值得今人思考。
吉本告诉我们，在罗马人残酷的迫害下，许多基督徒表现出顽强的抗争精神。他们前赴后继，勇于献身，令罗马人大惑不解。“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的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为殉道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看到一些热烈的基督徒争先恐后地自杀殉道，“罗马总督安托尼努斯忍不住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到：”不幸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透了，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是再容易不过吗？‘“可见，在高压下，往往会产生自发的殉道行为；而外人则每每对殉道的意义不理解，有时反而加深了他们对那种信仰的敌视和偏见。
吉本指出，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充满内在矛盾。许多迫害者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帮助误入迷途的基督徒回归正道，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方式，软硬兼施，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吉本写到：许多罗马的地方官员“自信对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因为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声中当场被释放”。“一个仁慈的法官的责任，大家都认为，应该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他们根据被告人的不同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常不惜屈尊为他们一一指出活着将如何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有时甚至于请求他们要多少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有几分同情之心。如果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他们还会使用暴力；于是皮鞭和刑架便会用来以补充劝说之不足。为了驯服一个在异教徒看来如此顽固、如此怙恶不悛的罪犯，他们会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这种迫害行为最离奇的一点是，迫害者们“违反一切原则和正当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却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天下最荒唐之事莫过于，打着为了别人好的旗号，强迫别人改变信仰，如果别人不肯改变，就对别人施加残酷迫害，甚至迫害至死，然后还要宣称这都是为了别人好。
吉本还告诉我们，强大的压力也曾严重地打击了基督教，但终究难以真正地改变他人的信仰。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基督教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他们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献牺牲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改邪归正的诚意。
有些叛教者刚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虚声恫吓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较有耐力的人则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他们内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却若无其事愉快地走向罗马诸神的祭坛。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险一过去，这些因恐惧而假作的姿态便也宣告结束。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又挤满了回来悔过的人群，他们对自己对偶像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个个以同样的热情请求允准他们重新加入基督教会。我们知道，最近，在海外法轮功网站明慧网上，登出了许多“严正声明”，都是那些在当局迫害下曾经表示过屈服的法轮功学员重新皈依信仰的忏悔书兼决心书。
一方面，吉本严厉地谴责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另一方面，吉本又强调指出，那些镇压基督教徒的古代罗马帝王，若和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来，“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也就是说，近代的宗教迫害要比古代的宗教迫害更加不能原谅。
关键在于，吉本告诉我们，古代罗马帝王下令镇压基督教徒，并非只是出自维护自身权力的动机。他们依据自己的信仰，真诚地相信基督教是有害的有罪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罗马帝王们不具有现代的信仰自由的观念，他们确实“对那些激励着基督教徒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则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任何可以促使他们拒绝合法地，甚至也可以说很自然地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动机”。吉本还指出：“那有助于缓解他们罪责的理由一定也同样有助于缓和他们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这就是说，正因为罗马帝王不是出于来自偏见的狂热情绪，更不是出于别的卑鄙怯懦的动机，他们对基督教徒常常抱着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甚至还有些怜悯的态度，所以他们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不特别残酷，而且时断时续。然而，近代君主使用暴力和恐怖镇压不同宗教信仰的行为就不一样了。因为吉本认为，像查理五世或路易十四世这样的近代君主，“从他们的思想情况或从他们的个人感情来说，完全应该说能够理解不悖良心的权利、坚持信仰的责任以及过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
那么，今天的江泽民政权呢？今天，我们已经和罗马帝王迫害基督徒的时代相距差不多两千年，和近代专制君主迫害不同宗教信仰的时代也相距三百年左右。
早在五十几年前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上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即练习）、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因此，今天的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和其他修练群体的迫害就格外卑劣，格外不能原谅。
事情本来是明摆着的，中共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绝不是因为法轮功是害人的邪教，甚至也不是因为法轮功“围攻”了中南海──那只是迫害的诱因而非原因，香功、中功等总没有“围攻”过中南海吧，不是同样被取缔被镇压吗？中共要镇压法轮功，仅仅是因为法轮功（还有香功、中功等）拥有广大的信众，隐然是一股共产党之外的民间力量；在江泽民这种既怯懦又残暴的独裁者看来就是对自己绝对权力的挑战或潜在的威胁，务必除之而后快。可是，这个真实的理由很难说得出口，于是才编造出各种离奇的“罪状”和荒谬的“罪名”。无怪乎美国记者丹尼。谢契特（Danny Schechter）要说，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现代史上最荒谬的一场政治迫害”。
17.坚持信仰自由，争取基本人权
从前年四。二五中南海请愿到今年天安门自焚，中共给法轮功定的罪名越来越重，镇压手段也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无耻。先说是“伪科学”，然后说是“邪教”，后来又升级成为“敌对组织”，如今更加上了一条“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就像当年毛泽东想整死刘少奇，先说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乾脆扣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帽子。罪名越加越重，说明原先的罪名服不了众，只好再加上新的、更重的。有人也附和说，法轮功的性质是变了。此论根本不通。法轮功还是法轮功。难道就兴你政府迫害就不准别人抗议么？别人一抗议就成了“政治化”，就成了“反政府”，就证明你政府迫害有理么？假如美国政府要镇压基督教，基督徒能不上街抗议么？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横遭迫害，整死的整死，自杀的自杀，马思聪见大祸临头，不甘心坐以待毙，被迫亡命天涯，逃到海外，“四人帮”反倒像得了理，说你“叛国投敌”，反动本性大暴露。可见当初整对了。
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共产党说你是坏人，你就只有低头认罪，“臣罪当诛，主上圣明”，保证“永不翻案”。如果你要向党中央写信申诉，党中央不但不理睬，还要重重地罚你，中纪委干部王治文就是给中央写信申诉遭到惩罚的。如果你要上访，你就是危害社会秩序，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准上访。如果你要和平请愿，你就是破坏稳定，反对政府。如果国际社会对你的遭遇无动于衷，那很好，那证明你不得人心；如果国际社会对你同情声援，那也很好，那就证明你“已经堕落到和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的地步”了。
镇压法轮功当然是江泽民下的令，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其他领导人也难辞其咎。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滔天罪行，台下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问：“赫鲁晓夫同志，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呢？”赫鲁晓夫问台下：“这条子是谁写的？请站起来。”台下没人吭声。赫鲁晓夫说：“我那时就和你现在的处境一样。”其实，赫鲁晓夫说得不全对，台下写条子的人也许不是什么大人物，也许只是专制机器里的齿轮螺丝钉。赫鲁晓夫当年却位居苏共最高层。赫鲁晓夫属于专制机器里的发动部份，中枢部份，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人的主动支持，斯大林一个人怎么行呢？今天江泽民在党内的权势远远不能和当年的斯大林、毛泽东或邓小平相比，所以，共产党其他高官显宦若只是一味地和江核心保持一致，他们也免除不了历史的罪责。
据说，党内不赞成镇压法轮功的那些人现在感到很被动，他们明知江泽民做了错事，但是如今错得太大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改不改，而是改不改得起。本来，从维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出发，并不需要镇压法轮功，可是既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要纠正这个错误却很有可能会动摇一党专政的根本。这就再一次宣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推进自由民主的必要。今天，维护法轮功成员信仰自由的斗争已经超越了法轮功成员的自身利益，而成为争取普遍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2001年2-4月
作者补记：
在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海外的法轮大法明慧网发表文章，称自焚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制造的一场骗局，并对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指出其中众多疑点。读者可参阅。我这篇文章是建立在自焚事件是真的这一假设之上，因此，无论自焚事件是真是假，均不影响我这篇文章的分析和结论：既然如果自焚事件是真的，尚且不能证明中共的批判和镇压是有道理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