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疫情蔓延的危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升级需求

附另一个网友针对该文的反驳文章：

对《疫情蔓延的危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升级需求》的商榷和反思

本次疫情对全球造成了全面的冲击，《疫情蔓延的危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升级需求》（下简称《需求》）作者在文章开头仅仅用了一个例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但对于正在经历历史事件，处于世界现象级历史孤立事件的我们，都知道看似单薄的折线和数字后面意味着什么。本次疫情刷新了人类的观念，伤痛、苦难、停滞、切变的世界寻求反思。对《需求》对反思的询唤是迫切的，但仍有些偏颇，特书此文以探讨，并进一步询唤反思。

一、对用词和语义的商榷

对于用词和语义看似很小，但实际影响范围很大，不可不慎重。对大型事件的描述，一个用词不当，就可能导致整个叙事发生不可修复的偏斜。词不达意和引喻失义所能造成的影响，不会亚于新冠病毒。

（一）、应使用“反思”而不是“反省”。

“反省”是在过去行动中寻找错误，而“反思”则是针对未知的批判性思考。这二者是不同的。如果坚持使用反省，即假定暗含错误。这是一个连续的陈述，也是一个指控。首先，抛出两个问题，分别指向结果和过程。1、“本次疫情【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2、“本次疫情【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上述两个小推论属于“应然”和“实然”的矛盾问题。对于本次疫情，我们目前上处于事中，也就是处于经历“实然”的过程中。那么对于“应然”，一方面是一种良好的期盼，另一方面是一个已知明确的选择。前者可以理解，是反思性的；后者需要澄清，是确定性的、技术性的、明确的，是反省。其次，指控需明确具体的指证。

（二）、不应将疫情比喻为战争，将病毒比喻为敌人。

战争是一个明确的负和博弈，战争含输赢的隐喻，含牺牲的隐喻，含已知的隐喻，是对应对灾难而无力负担责任的政府的一种开脱。一旦比喻为战争，那么大面积牺牲则是预先前置的情感修正。这属于意识形态操纵的舆情处理手法。如先预先刨除人为隐瞒和错误决策部分，本次疫情属于历史自然事件，是灾难而不是敌人；疫情是未知风险事件，事前不可知。所以，这种操作是为了对冲疫情影响的情绪化因素。但如公民将疫情指向敌人，在疫情结束之后就会陷于对“输赢”的判断，相当于将逝世的人们当作牺牲或成本。这种比喻本身就是反人道的，后续所引发的讨论也将会是情绪化和过分激进的，属于代价在时间进程上的转移。面对疫情，任何社会、政府、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是救助国民，疫情不是任何社会组织的责任，而救人是。所以，政府可以宣传，公民可以理解，但不应过分强调。如将战争比喻内化为思想质料，后续会面临个人心理伤害，可能会导致灾后PTSD。任何一国政府采取这种行为，是为了将压力排解道民众身上，主要目的是情感延宕和责任转嫁，本就应受道德审查和文化批判，作为个人发文仍采用这种比喻，考虑欠周。

（三）、社会、国家和政府的使用混乱。

在民主国家，社会范围大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的场景。国家的范围大于政府，国家是政府的场景。在社会范围内国家可以显示出主体性，但对于一国国内来讲，国家应属于中性场景，即政府显示出主体性而国家作为场景。国家对社会显示主体性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在民主国家。强调国家主体性属于前项错误判断，严重的讲，这也就是预制了国家对内违宪行使权力的合理性，已经属于对民主向极权发展的合理化辩护，需要注意。

二、对《需求》所提出反省的归纳、商榷和反思

（一）、疫情处理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问题。

《需求》将处理效率地下归结为政府处理迟滞，不够果断，认为政府有拿着民主制度当挡箭牌的嫌疑。对于这一部分，要结合历史性角度来加以考虑。以美国为例子，首先说总统制和民主竞选契约，即特朗普现在抉择的前提和背景。特朗普是共和党人，在对国家发展问题上持保守态度，倾向于增加就业机会削减福利。

1、在医疗卫生领域，削减福利政策拉动就业。竞选初期政治方案和竞选承诺就提出，消除奥巴马医改将资金转向其他领域。这是在选举过程中形成的契约，所以目前无论内阁还是共管的卫生官员几乎都是倾向保守、维持稳健，医疗卫生发展不是重心，维持医疗卫生现有水平的持续性才是。

2、在经济运行领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倾向于将工业公司重新引入美国，力图消除“铁锈带”。采取的方式是大棒加政策性倾斜，同样是竞选契约。一方面，增加进口关税挤压利润，降低国内外成本差距；一方面，将奥巴马的社会福利性支出收回，提供资金空间减税，拉动就业。

3、在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力领域，提出放权战略。倾向于小政府大社会，将奥巴马时期加强社会性公共权力逐步归还给社会，主要释放权力的对象是企业，这是与再工业化相关。跨国企业重新调整企业布局必须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川普逐步加强（逼迫）企业向国会施压，要求权利和更大范围的自决空间。

4、在货币政策领域，鼓励积机的货币政策。倾向于量化宽松，降低联储的放款门槛。前年到去年椭圆屋与联储局的博弈对垒很好的表现了这一点。这时竞选契约所派生的策略，说明前三项转移出的资源不足以支撑MAGA宏图，诉诸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以图提供给企业更多的贷款机会，用于布局调整的垫付成本，推高股票，适当增加泡沫，调整市场预期，给企业以更宽松资金空间。最终还是指向MAGA。

5、在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域，提倡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于放弃经济利益、实际价值不高的政治目标。收缩实际控制范围和国际政策性支出，退出经济性不强的国际组织，外交施压维持影响力。精简涉外组织，辅以贸易大棒促进资本回笼。反向补充国内资金需求。

上述五点，就是MAGA战略的核心。也是民主制度下特朗普先生当选的原因。也就为目前疫情的局势提供了基本盘。较弱的防疫医疗体系、较弱的福利政策和物质储备、被削弱转移的公共权力、已经转移并被投入资金、较为薄弱的国际政治政策关系。但是，这一系列政策，正是之前民主制度下所形成的国家战略。是一个约定导致的既定事实，若无违法违规等原则性问题，不能作为质疑政府政策的基础，但可作为下一阶段决策的前提。并且，从上述五点来看，疫情处理效率的低下，是由于资源被集中于实现MAGA，这是民主决议，并非是政府有意拖延。除非本次选举放弃特朗普的战略，不然按照民主选举制度，民众不应该情绪化的违约，那是对宪政制度的公然违背。上一个这么干的是德三，后果有目共睹。

因此，此问题并非疫情领域的效率公平矛盾问题，而是应该从国家战略结构和社会运行结构上加以反思。

（二）、关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义务和权力调动的问题。

关于公共信息和政府权力的形成问题，确如《需求》所言，是密切相关的，但必须按照民主法制框架运行。它的基本过程类似于一次小型的选举，大概是这样的：

1、政府公布消息，公众消化消息形成民意→2

2、民意对立法和权力授予机构施压也就是国会→3

3、国会生成决议，形成具体权力授予政府执行；政府形成预算和使用方法，国会审批转交联储局放款。影响的快速直接反映是内阁成员调整，决定性表现是法案政策出台。→4

4、资金和权力进入行政运作和分配环节，由社会吸纳形成动力，产生新情况，被政府总结、民众认知、企业发布→1

在1中，政府所放出的消息必须是能确定的消息，不然，3中的两项具体事项无法形成；同时，最终3中的权力和资源多寡及配置方式，更多的取决于公民对信息的理解和政府-公民沟通结果。那么，形成几个小推论：

(1)民众怎样理解对民主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实际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社会实践

(2)政府-公民交互过程，政府必须应用公民的话语和理解方式叙述问题

(3)现代公民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信息形式必须是形式化、合理化、确定性、可量化的，也就是科学的。

(4)科学的信息必须有实证来源，那么对于尚未被观察到扩散到美国的疫情，实证信息来源只有一个，中国

(5)尚未被考察或没有形成民意的信息，不作为决策的主要因素纳入民主运作机制。

也就是说，实际在信息批露和权力形成上，民主制度和过程不是问题所在，民主运行效率和信息丰沛准确程度才是决定性因素，这又必须以既定计划和正在运行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如果按照《需求》作者的简单逻辑，归结于解释不利，显然有所偏颇。而且，这是一个认知-实践、现实-可能性、利益-风险的多重权衡过程，并非如同聊天一般轻松自然。这一政府-社会的交互过程会非常复杂。

《需求》在后续将决策置于“战争”类比之下，这又含双重隐喻，认为政府应该在民主制度中走“捷径”，更简短有力一些；政府应该抱定公民“无知、短时，精于个人利益计算”为前提进行制度调整（理性人假设同样是民主前提）。

一方面，无疑是将问题直接指向了民主制度本身，即“不可能像集权国家那样凭借无制约地侵犯个人权利和不计社会成本地去追求政府认为重要的单一目标，这种制度性的特质给民主国家针对灾难的快速反应带来许多不便”。我认为这种态度并非是“民主升级”，反而是“民主降级”。对疫情的难以接受最终导致形成“单一目标”，即让政府更有力一些，这是否正是要求形成极权来解决民主问题呢？

另一方面，公民的秉性何如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制度即是公民自决，应该反思的主体是社会并非政府，反思的内容是“我们干了什么”并非“政府是否有力”。《需求》试图将公民和社会置于无责任的道德高点，是一种逃避公民社会责任思维方式，疫情期间作为情绪可以理解，作为民主的道德追求也可以理解，但作为现实依据不能成立。这一依据却作为《需求》从第一第二的推论基础。进一步把未厘清的问题一股脑的推向了极权，一个概念性的集合体。也就是在公民社会责任完全转嫁为民主政府责任之后，又替民主政府树立对立完美假想敌，将要求政府反省并加强权力合理化，这是很危险的。

（三）、关于极权假想敌和民主义务的问题。

对于极权假想敌。在（一）中已经叙述民主收缩造成国际影响力空场的原因，实际上民主收缩为的是将时空（各种意义上）换为可量化的资本，意图充盈资源解决前三十年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是事实前提。那么，极权扩张是一个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抽象意义上）的相互运动过程。如果立足民主社会立场，那么考虑清楚这一运动过程是民主社会自身的责任。当然，作为执政者，为了政策实行，兑现竞选契约，可能会选择性规避一系列问题。但，不包含在执政目标之内的责任的约定，应该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民主决议方式协商解决，未达成共识的是全体社会的选择的结果，而非某一方的责任。（deal is deal）对于政府的责任规避问题的现象，公民理当据理力争。目前，民主社会选择的就是收缩势力范围换取其他利益，这与极权的扩张是一体的。世界历史运动过程是一个变换过程，不是加减法，不可能存在凭空出现没有代价的内部改革条件。放弃了全球一体化和输出民主是极权扩展的条件。那么集权扩张确有民主社会以前决策的因素，直接将全部责任推出去，扣以绝对邪恶，作为前因来源的以往决策是否也是邪恶的？是否要再次竖立“无知者无罪”加以开脱呢？这种思考方式未免过于简单粗暴和理想化，同样是不够客观的。

也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收缩直接导致了极权社会的扩张，使得极权社会拥有将灾难信息进行遮蔽的能力，并且扩大了遮蔽的范围（时空上）。最终导致当疫情从极权体系下走出来的时候，规模已经很大，难以抵御。这里是民主极权双方运动造成的一个结果，而单面强调民主社会失职，纵容极权扩张，亦或是强调极权社会完全邪恶，都是片面的衡量方式。不反思次民主决议对民主社会的道路选择，实际上是自我精神麻痹，蒙着眼睛找路，是拒绝接受结果，对认识事实，反省错误完全没有帮助，更不要说反思。

对于民主义务。历史上已经放弃民主义务换取资源和时间，来进行民主路径的改革调整，这时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强调国际主义无边界的民主义务，那么，拿什么换取呢？代价几何？在疫情基础上再加上民主扩张的成本么？现实情况是，换取来的资源和时空已经投入道改革中去，余下的部分尚不足以应对疫情，以至于各个民主国家没法用现有社会运行机制吃掉疫情的结构性影响，所以纷纷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将经济影响效果和疫情发展趋势进行匹配，意图使得经济结果后发于疫情结束之后，（这在经济上是正确的决策，经济是反映，作为结果必然后发，作为预期必须提前）。这就导致了《需求》中第二推论道第三推论发展的必然。放弃了民主义务，换取了资源和时空，来了疫情，必须面对风险，万事皆有其代价。现在不计现实要求扩张民主，属于非理智行为，无异于公开发表战争演说。

对于第三部分形式判断，本人基本赞同。

综合上述的分析，对《需求》中所述“民主内在短板”和“制度性因素”反省的论述，本人认为不成立。实际上，问题并非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民主制度在这里提供一个形式化的运作机制。真正要反思的是现代化问题，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内容。以下，粗略列出几点。

其一，是未来面对风险问题反思。怎样评估，怎样应对，怎样准备。众所周知，特朗普先生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是‘FAKE NEWS’，同样，福利政策对风险抵抗上也选择了“看不见的就不存在”这一态度。目前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和以后该如何看待，如何调整？

其二、是未来面对人文文化环境问题反思。欧洲的宽松的人文文化环境塑造了欧洲，当然，在本次疫情期间也成为了欧洲疫情加重的导火索。对于彻底反省式的改变欧洲文化环境，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本人倾向于社会反思建构常态运行和危机运行机制切换文化，加强公民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能力。那么该如何操作？

其三、是未来资本对风险问题吸纳机制的反思。本次疫情基本上落入了资本运行机制中的“不可抗力”范畴。问题在于，所有的资本运营都掉入了“不可抗力”范畴。一时间，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摆，面临全社会的债务重组、合同议定，中间形成的海量成本只能由“放水”进行弥补。而且，这种放水只能维持周转，为保公平，在厘清疫情损伤以前，也必须只能用于维持周转，尚无方法完成对风险进行吸纳。那么，如何建构一套体系弥补这一短板？

其四、对科学技术经验实证性带来的滞后性的反思。现代化社会对现代形而上学分析合理化高度依赖，导致技术理性丛生，对难量化问题和未知风险只能采取“马后炮”的反应模式。是否应该另行建立一种批判性亚政治实体，作为高度形式化的现代社会的填充物，加强现代社会结构稳固性。这又应该如何操作？

其五、对人本主义、个别与一般的问题的反思。人本主义固然重要，但前面已经叙述过了，人本并非无条件的人本，现实结果历史运动的阶段性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环境片面的加以认识。以人为本可以作为追求、原则、价值评判标准。但把完美的人本当作具体的目标，属于理想化。本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并非是纯粹的理想化人本问题，而属于结构性的人本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尽可能减少伤亡，尽可能减少因疫情导致公民跌出阶层，尽可能减少社会结构损伤导致非人的人（商人）更加非人（无良商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诉诸理想化不可取，那么又该如何操作？

其六、对于公民认知能力的反思。现代化分工和专业化，已经使得社会结构殖民生活，公民除却对“正常状态”的“自然而然”行为能力，欠缺对突发事件的认知能力，该如何调整以加强公民的认知能力，使得面对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响应，达成共识，形成权力，诉诸民主，解决问题？

……

三、对《需求》的反思的再反思和批判

不难发现，基于现代性的特征进行反思，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恰恰是需要民主过程解决，而非将权力让渡给政府，让政府“更有力”能解决的。本人认为，类似与上述的批判性反思才是“民主升级”的关键问题。并非《需求》所述的简单逻辑下的反省。更不要提什么“高举旗帜”和“反击”。

民主不是什么口号，民主是现实而具体的，民主是鲜活而生动的，民主属于现实具体、感性直观的人，民主就是人本身，而非空泛的理想人。民主是自觉自由自主的能动，同样民主也要承担自由自觉自主导致的结果，无论我们是否预见。民主的责任从来不是为了击败谁，而是为了谁；民主的目标也不是击败谁，而是达到什么程度；民主的手段也不是击败谁，而是怎样达到。民主的目标只为民主下的公民服务，只由民主下的公民形成，其他何干？特朗政府普目前所做的宣传，原因是在于以前民主收缩所换取的资源和时空不足以应对眼前疫情，是意图竖立对立重新圈定资源，本质上是为了争取利益，本身就是为一国民众负责所作的政治操作，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利，与民主是两个范畴，一内一外，自利又如何跟民主产生瓜葛？G20会议以后，无论民主极权与否，都已经开始正视疫情问题本身，选择协商而非对抗性解决，缘何？如继续假借民主之名行自利之实，而非正视民主自身进行反思，民主将亡矣。

历经李文亮事件，凡高呼英雄之名者，必然牺牲了英雄。事后自我哀悼以图心灵救赎又为何不反思当初？民主就是民主，其他什么都不是。接受民主的结果是完善民主的第一步，不然必定偏离。

很好的思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