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的一点想法
首先中国在武汉早期的行动上是失败的，包括想要瞒住不报的行为，尤其是国家卫健委派了三批专家组来武汉，前两批地方政府都还想着隐瞒，到了第三批钟南山院士来了才爆出了。这里主要还是想如何完善吹哨人制度保障和造谣生事之间的矛盾，首先，在疫情爆发初期，地方政府肯定是想隐瞒的，如果在传染几十人的时候就封城，老百姓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你当官的小题大做，封城不放我回老家过年啊？并且封城控制住了以后，媒体会不会质疑地方政府措施过激影响了经济，并且控制住了又怎么能凸显出你当领导的丰功伟绩，政治成绩呢？但当你重视起来了以后，疫情早就已经扩散开了，所以说这就是个问题。如何解决疫情初期重视程度不够。其次是辨别吹哨人和造谣者的区别，并且要保护吹哨人不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压。到后期中国政府在全国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付出了经济停摆的代价，但是命都没了还想着赚钱吗？对于全体免疫我还是比较理解，但是你要采取措施啊，要将疫情爆发顶点压下来，在医疗系统能承受的范围以下啊，中国现在肯定是会反反复复爆发的，出来一点扑灭一点，使得患者在医疗资源承受范围之内，最后等到疫苗研制出来，这也是一种群体免疫啊。
为什么发树洞？ 很正常的一个帖子啊
管理员回复
到后期中国政府在全国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付出了经济停摆的代价，但是命都没了还想着赚钱吗？ 现在离后期还很遥远，强行复工，不要命都要割韭菜 正打你的脸。
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对于舆论的控制所导致的问题显然确实是我们更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即现在这样严格的舆论控制是否已经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而不是有利于国家安全。仅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适当放开舆论的控制是值得一试并且能够更有利于国家的。
至于说群体免疫，我觉得针对这个病，如果哪个国家敢真搞群体免疫那一套，只会死的很惨。
另外对你说的瞒报这件事提出一些看法。
很难说地方政府一开始是不是瞒报了，因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作出全面或部分封锁的措施、进而通告存在一种像SARS这样的疾病的出现与传播的情况”，是地方政府需要报经中央同意的。
如果地方政府确实上报了，但中央迟迟没有给出意见，或者给出了后来证实有问题的意见，那地方政府就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无动于衷，也很难有所作为。由于没有上级指示下达，或者指示错误，地方很难有胆量作出冒进的举动，那么就只能暂且“辟谣”，尽力维持地方的稳定，表观上我们就看到了疾病初期的所谓“地方瞒报”情况。而由于确实存在地方发布了“辟谣”以及实施了其他压制舆论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举措（事后当然证明是错的），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们在事后也必然受到来自于舆论与体制内的双重抨击，表现为主政官员的撤换，和我们后来看到的相一致。
但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种可能下，地方政府确实瞒报了么，或者他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瞒报”么？
从后来中国疾控中心（CDC）发表的论文来看，一开始CDC显然切实地了解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研究了这个新的疾病，又如你所说，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在钟南山之前派出过两批专家组，那么在继承前面的那种可能的情况下，CDC和专家组又分别给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这个结论又让中央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这就又带来了很多可能性，到底是地方政府刻意隐瞒？还是CDC和卫健委不称职？还是中央在一开始时对这次疫情没有认真对待、或者没有清醒的认识，直到疫情扩大才亡羊补牢？
武汉压制上报，想要淡化问题，在不惊动全国的前提下自行解决。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一份洩漏報告的描述，1月上旬當地官員告訴醫生，病例必須由官僚監督機構確認，最重要的是要有省市衛生部門的確認。
洩漏報告說，武漢市某區疾控中心官員在1月3日告訴醫院負責傳染病例上報的醫生：「對於此類特殊傳染病，等上級通知後再上報。」
根據一份診斷指南的副本，從1月3日開始，武漢市衛健委為正式計入疫情的確診病例制定了嚴苛的標準，該指南可能是由醫護人員洩漏給中國媒體的。規定稱，只有在患者去過該市場或與另一名患者有密切接觸，才可以計入。這排除了越來越多的與市場沒有明確關聯的類似病例。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330/coronavirus-china/zh-hant/
当然这个病毒本身也很“狡猾”，潜伏期也传染人，还有始终无症状的感染者。武汉当地政府肯定有违规，但是即便没有过错，也很难说当时一定能控制住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