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苏俄妇女解放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初，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传播苏俄妇女解放观，并将它们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区分。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也影响了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使之随着共产国际妇女运动指示的变化而改变。中共早期“苏俄模式”的妇女政策，由于脱离中国实际而收效甚微。然而，这一教训有助于后来中共制定中国特色的妇女政策，并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妇女理论。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反封建的民主志士也以欧美女权思想和运动为武器来破除封建的纲常礼教，积极介绍欧美女权运动，其中以吴曾兰、胡适和李达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吴曾兰在其《女权平议》的文章中开头就说：“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④然后号召中国妇女学习欧美女子，起来争男女平权。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分别从美国妇女教育、职业、婚姻三个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妇女独立自主的生活和权利⑤。李达的《女子解放论》一文，是当时介绍西方女权运动的力作。他说：“近代妇人解放得最早的，莫如欧美各国。”⑥五四运动爆发后，先进知识分子又将欧美女权运动的介绍与之相结合，由舆论的鼓噪演变为行动的模仿和实践。一时间以“新女性”形象为标志的欧美妇女解放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追逐的榜样和目标。

毫无疑问，在苏俄妇女解放运动传到中国之前，欧美女权运动无疑是中国知识界看到的当时最先进的妇女解放模式。李达曾指出，欧美各国“未解放以前的女子，与我国今日的女子是一样的，所以我国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学欧美各国的样子”⑦。当然，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起源早有关系。

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以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代表，开始关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才广泛受到国人的注意。据材料显示，李大钊作为最早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大约可以算作最早提到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文章。他不仅提到苏俄政府中男女同样工作，而且还首次提及救济部女总长郭冷苔(现译为柯伦泰，后为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负责人之一)。1919年起，介绍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信息日益增多，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妇女评论》《东方杂志》《少年世界》为代表的刊物纷纷登载介绍苏俄妇女解放的文章，如1919年2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1919年7月赵叔愚翻译并发表在《少年世界》上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等。进入20年代，早期共产主义者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更多。代表性的有：李汉俊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社会主义与妇女》的部分章节，名为《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震嬴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李达翻译的山川菊荣著的《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上；李达翻译《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的部分章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李大钊在1922年1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此外，还有《东方杂志》发表的恽代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他们在翻译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理论时，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并以此来分析和认识妇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导致了妇女地位、家庭制度的改变，所以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由私有制这一根源所决定，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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