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方方：我很担心活着的人，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财新网】（记者 萧辉）3月25日凌晨00：22，作家方方的财新博客更新了她的封城日记终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到3月24日武汉市宣布将在4月8日解封，整整60天，方方用60篇个人日记，记录了这场历史性的公共灾难，最后她引用了《圣经》中使徒保罗的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个人叙事结束之际，方方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财新记者的采访，回答了她对于这场疫情、对于自己的记录、对于知识分子和武汉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新冠疫情
财新记者：你最早在什么时候听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
方方：最早是2019年12月31日，是我大哥获悉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小群，就只有四个人：我和我的三个哥哥。大家会经常在群里说些事，但主要是家事。12月31日上午10点，大哥转了篇文章，说“武汉疑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并注有括号“SARS”。我大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二哥马上就提醒大家不要外出。之后我大哥再度发出信息，确认此消息为真，并说国家卫健委专家已经抵达武汉。因为我小哥住在最初病情集中暴发的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我要他近期不要去医院。但我小哥说他下楼看了一下，汉口的市中心医院平静如常，他原以为会有很多记者。
很快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和中心医院情况的视频，于是立即转发到自家群里，也提醒小哥出门戴口罩，甚至建议他元旦后先到我家来，毕竟我当时住在江夏郊区，离汉口比较远。小哥表示，看看事态发展再说。二哥则认为，不必太紧张。政府不会封锁信息，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基本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觉得这么大件事，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不可能不让百姓知道真相。
元月1日上午，大哥再次转发了《武汉晚报》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的新闻。小哥仍说他们家附近没什么变化，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作为普通百姓，其实在这一天里，我们已经高度重视这件事了。所提及的措施与现在无异，就是戴口罩，呆在家里，不要出门。我相信其他武汉人跟我一样，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后，谁都不会轻视这种消息。
财新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新冠肺炎的事态变得严重的？
方方：应该是到1月中旬了，那时候民间已经有很多传言。当时并不是觉得事态有多严重，只是听说这病传染，有不少人被传染了。我从1月18号开始戴口罩，也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时戴口罩。
财新记者：听到封城消息的那一刻，你想到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要离开？你如何看待封城那天离开武汉的人？
方方：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封城信息的。因为我1月22日晚上去机场接我女儿，回家时已经是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了吧。我平时也睡得晚，打开手机，很快就看到封城信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要离开，当然也没有想到过事态会严重到后来那样的局面。我可以理解在23日上午10点正式封城前离开的人，逃生是人的本能。那些谩骂的人，我相信，他们如果在武汉，多半会是第一批逃走的人。
财新记者：封城期间你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如何安排时间？有缺物资的时候吗？
方方：我一向睡得很晚，所以多半是中午起床，凌晨睡觉。写作是晚上，下午会做家务、做饭，以及了解一下疫情的情况。目前我的物资都不缺少，毕竟是过年，家里多少都会有所储备，另外也有同事和朋友帮我买一些吃的。而且的确经常有爱心菜送过来，以我的饭量，每送一次都可以吃好久。
财新记者：如果没有发生疫情，你原来如何打算过年的？封城对你个人生活最大改变的是什么？
方方：也差不多这样，我今年的计划是把手上的中篇小说写完。封城改变的是人的心情，看到武汉人惨烈如此，非常愤怒也非常悲哀。不知道疫情之后，他们会不会白死。我很担心活着的人，为了得到实际利益，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财新记者：期间你恐惧过自己也被感染吗？
方方：我没有什么太多恐惧。因为我长时间住在郊区，回过头检索自己到过的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以及计算时间，觉得感染上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也不能排除。我一天一天地减掉时间，到春节前后，基本上可以排除自己的感染了。但这个排除法的过程，其实细想想，是非常悲哀的。
财新记者：疫情期间，武汉人的情绪每天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有悲伤，有感动，有愤怒，有恐惧。在整个疫情期间，最让你悲伤的事情是什么？你最愤怒的事情是什么？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最悲伤的当然是死亡。熟人的死亡，同学的死亡，知道人们求医过程而无能为力的时候，非常难过。最锥心的是常凯一家的死。最愤怒的是前期延误十几二十天时间，造成后期这样严重的混乱，这是人祸。最感动的当然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
关于疫情日记
财新记者：你的日记成为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一个窗口，有武汉以外的人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记，你觉得意外吗？你觉得为何会引起这么大关注？
方方：不是一般的意外，是完全没有想到。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微博上闲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这一次简直是惊讶无比。我没有看过别人在媒体上写的报道，所以不知道自己跟人家有什么不同。
财新记者：是什么缘由促使你开始写疫情日记？写作时的状态如何？
方方：没什么缘由，就是《收获》杂志的主编来约稿。我当时心情不好，还不想写，后来转念一样，觉得不妨记录一下。之前是随便什么时候写，因为微博没什么限制，比较方便，后来又用朋友的微信代发，微信一天只能一篇，夜晚12点后才能发出，我就改为夜晚写了。而且那时候，资料也会比较多一点。
财新记者：很多人把你的日记看作战地日记，你的日记中提到一线救援和疫情发展的相关信息，很多信息来自你的朋友和亲人，你并没有亲临救治一线，你是如何甄别和选择这些信息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选取素材的标准是什么？
方方：这不是战地日记，这个定位不对，这是受难者日记。我也是武汉受难者之一。我没什么标准，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素材到处都是，网络这么大，每天都有人聊聊天，谈一下自己身边的事，当然，专业的事我会问医生。这种个人记录，更重要的就是个人感受和个人视角，它一定是与记者的报道不同的。再加上，它是没有任务的，是不存在责任感和上级要求的，所以它可以很随意。生活本来就是很多琐事的，个人日记避开不了这些。信息不严谨之处肯定有，但不多。比如雷神山医院的屋顶被吹掉几片，我写成火神山医院了，这是错误，但核心的部分不错。
财新记者：有人认为你是批评者，有人认为你是辩护者，你是如何选择和认知自己的视角？
方方：一个个人记录，而且是日记式的记录，没那么吓人。我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辩护的就辩护，我又不是为了讨得什么人的欢心而记。把它定位在一个普通人在疫区中的记录，就可以了。
财新记者：你的日记中也有对前期防疫处理失误的一些批评，你不怕惹相关部门不高兴吗？另外，你的日记中也提到一些官员的不容易，有网友认为你是在为官员辩护，你是如何看到这种批评？你作为曾经体制内的人，有很多官员朋友，这期间有没有官员朋友来跟你倾诉过？
方方：他们不高兴，关我什么事？我被关在家里这么多天，900万武汉人不能出门，500万武汉人不能回家，还有那么多受难的百姓，那些相关部门应该考虑的是他们高不高兴。
有些网友对官员的批评是在小节上过不去，比方念错了字，或是市长的帽子。我觉得这些小节不算什么，正是全力抗疫期间，这种事可以放弃不究。我们要追究的是大事，这就是作为一方主政官员，百姓受如此大的苦难，守土安民，有没有做好，这个是必须追究的。何况当时，武汉有多紧张，外人可能不知。疫情期间，只要官员在干活，不是大错，就不必说，这是我的观点。没有官员找我倾诉，我尽管是体制内的人，但我不是官员。跟所有官员都没有太多往来，尽管很多人都熟悉。
财新记者：在日志被关注的同时，也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如何应对这种关注和麻烦？
方方：不就是那些极左分子叫骂吗？几乎所有的极左分子都上阵了。那又有什么用？他们水平实在太低了，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比方造谣或是构陷，根本就不用理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就是。而且他们中的一些大V写骂我的文章，都是要打赏了，人家是门生意，要赚钱，我跟他们罗嗦个什么呢？断什么也不好断人财路呀。
关于知识分子
财新记者：在疫区写作，和你以前历次写作经历有什么不同？你认为你目前发表出来的日记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记录，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
方方：既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闻者。我是900万被封在家里的武汉人之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我在家里虽然足不出户，但现代网络给了我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的条件，这就是电话、视频以及各种文字。除了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记者写的文章、视频和民间自媒体的东西外，我还有那么多同学、邻居、朋友、熟人以及同行同事，他们是与我一样的亲历者。在与我交谈中，自然会告诉我很多事，有些就是自己家人发生的事。
财新记者：你的日记中提醒湖北同行，“如果谄媚，也请守个度”。你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唱赞歌的现象？
方方：这个我们还见少了吗？每一次灾难面前，那些谄媚的诗文还少吗？我说这话时，武汉已经很惨了，我心里是有愤怒的。其实除了我，武汉有很多人在记录，知识分子中也应该有很多人在记录。
我家都是理工男，不关心政治，胆子也不大，都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只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一想到有些人会谄媚，就觉得提个醒比较好。武汉这样沉重的灾难，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还要乱歌颂，所以当时就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财新记者：你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尘土飞扬的时代。”你认为知识分子在人民和国家大灾难面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方方：难道在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大灾难前，只有知识分子要承担吗？应该是所有人都要承担吧？但，能不能承担，以及能否承担得了，既在于个人选择，也在于个人能力。
关于武汉人和武汉这座城
财新记者：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方方：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是英雄城市，不独武汉。但是钟老因为知道在这场疫情中，武汉人奉献了什么，以及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财新记者：你把武汉称作自己的敬山亭，你的日记中也分享了一段武汉嫂子“汉骂”，你觉得很解气。你觉得武汉人的性格底色是怎样的？
方方：武汉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爽快，当然，说话做事也比较直接。因为语速快，声音大，所以显得不那么斯文。大多武汉人都有江湖气，肯为朋友拔刀相助。武汉人经常是非常讲义气的，并以此为豪，这恐怕跟武汉以前码头多有关吧。
财新记者：那你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对武汉人的心理会有怎样的影响？灾情过后，武汉人如何进行心灵重建？
方方：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放下这些最受伤害的人不谈，光是武汉900万市民困守六十多天，也是有内心伤害的，压抑、郁闷或是烦躁，都会有。而且开城后，或许还会有更复杂的感受，各种后遗症恐怕都会出来。比方儿童敢不敢出门，成年人敢不敢近距离讲话，等等，对病毒的恐惧也会遗留很久。
财新记者：待到疫情结束， 武汉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结束写日记，然后，好好休息几天，继续完成我欠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