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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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的经济表现是确立对下一阶段展望的关键因素。根据官方数据，GDP成长已降至近30年来新低，季度增长率放缓从未间断，从2011年的平均约9%降到2016年以来的6.5%。李克强于近期承认，要将GDP增长率保持在6%“非常困难”。这意味着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率可能会低于6%。大多数国际机构都预测明年及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低于6%。
当我们考虑到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官方数据，已经说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在习近平时期已经结束。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的GDP数据平均每年被夸大1.7%。如果属实，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经济规模比官方数值少12%。这项研究将中国32个地区的GDP数据与国家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的数字上出入表明存在对数据的严重操弄。至少有三个省政府因伪造其GDP数据而被公开点名批评：辽宁、内蒙古和天津，但这一状况在市级远远更多。
即使将自2007年以来官方GDP增长率减半，也不足够说明全部情况。中国的经济困境已更加严重。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著名地谈到了四个“弊端”：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后真正改善了多少？可以说，温家宝指出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严重。
特别在温家宝亲自推动的2008-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将自己推向了无法控制的债务积累轨道。随后是数轮规模较小、但按世界标准衡量仍然巨大的经济刺激，注入了数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特别在2015年，当时经济可能已接近金融“心脏病发作”，而这一点在当时从未被揭示出来。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对以大量信贷注入的“续命”方式成瘾。这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这些进程中，量化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支持着世界主要经济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刺激性支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将陷于零成长。
“ 200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胡鞍钢的这一观点是指北京的第一个大规模刺激方案及其在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的作用。当中共政权已经不再有可能在保证不会引发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时，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现在已越来越明确。就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导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占到全球一半，仿佛在吃注入了类固醇的次贷。”
中国债务巨山在短暂地停止增长后，很快再次成长。习近平政权已放弃了2016年的去杠杆政策来抑制影子银行的增长。由于经济的急剧放缓，而贸易战更令情况恶化，造成这一经济上的大转弯。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去年的297%上升至303%。以当前名义GDP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前）为8%，而总信贷增长率为11%，债务与GDP之比只会恶化。
《南华早报》称：“中国的银行系统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报导称中国银行系统中的总资产为40万亿美元，而中国2018年经济总量也不过14万亿美元。美国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达17万亿美元，GDP则是20.5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国银行体系规模庞大与其说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不如说是一个迹象，表明经济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投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派（及其在中共的拥趸）希望加快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而事实上，这种“疗法”甚至比“疾病”还危险——这可能引发他们想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中共目前加强管制的作法，加上部分地对外资松绑及开放（它也希望籍此在贸易战中换取让步），不能保证可以避免银行危机。
地方银行业日益严重的危机可能预示著更大的震荡。这些“小型”银行资产约6万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体系的六分之一，因此，它们总体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于2019年在内蒙古、辽宁和山东省至少救助了三家银行。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导，内蒙古包商银行被彻底国有化，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国有化，并且是“开创先例的大突破”。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国家带头进行了救援行动，部分其他公司和银行注资，或者为其注资。在河南以及最近几年经历了经济衰退的辽宁，当地银行出现挤兑，迫使当局进行干预。政府正竭力支持地方银行部门，以防止地方银行倒闭影响到更大的银行。央行于2019年11月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将586家金融机构列为“高风险”，占中国437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1/7。这些机构中有超过10%未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进行的压力测试。
地方银行危机与中国地方政府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而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机又与脆弱的住房市场有关：土地销售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大多数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挂钩。2019年地方政府实体违约的数量激增。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官方数据）从2013年的16%成长到2017年底的36.9%。但是，IMF通过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预算外借款包括在内，算出了更高的数字。在此基础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13年的48.1%成长到2023年的91.6%。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这相当于变相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纾困，将债务从一套帐本转移到另一套帐本。如今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大多由持有现有债务的同一家银行购买。由于已经达到今年的配额，中央政府最近允许地方政府出售一部分2020年债券配额。这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换取更多时间的一种金融手段罢了。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义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及政治分析师用“灰犀牛”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威胁”，而“黑天鹅”则比喻“随机发生而不可预计”的危机。然而，香港当下的运动被喻为“黑天鹅”事件，其实它是不可避免的，或是一只政治的“灰犀牛”。
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可列入世界最高之一。在北京购买平均价格的公寓要花费45年中位数水平的工资，而这一数字在纽约是11、在伦敦是22。尽管建屋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但由于房价上涨抵销了工资上涨，中国的住屋负担危机将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工人斗争的主要诱因。同时，可怕的房地产泡沫及其与银行系统的紧密联系日益限制了中共政策的选择余地。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这解释了过去一年的刺激政策未能产生动力和刺激经济成长的原因。制造业和大多数其他经济活动指标在2019年的每个月都持续下降，但3月至4月例外——这时恰逢全国人大会议宣布主要刺激措施。消费支出情况仍不乐观，无法弥补出口下降（贸易战和全球成长放缓）和投资下降（由于企业倾向使用新信贷来偿还债务）带来的损失。
中国的消费支出仅占GDP的39.4%，远低于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低于印度（59.3%）和巴西（62.4%）。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高成本，是抑制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
这也反映在家庭债务的急剧增加上，中国以前以其高家庭储蓄而闻名世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计算得出，到2018年底，中国的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08年的30%上升至92%。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已经超过德国（86%），并且已经达到接近美国（97%）和日本（100%）的水平。 《南华早报》警告说：“杠杆率和家庭债务的迅速上升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中国可能沿着与日本在1990年代初和美国在2008年经历过的同一条毁灭之路疾驰而过。”
这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好比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形容的“推一根绳子”一样难以实施。和大企业不愿增加投资一样，每个家庭对刺激措施的反应不是增加消费，而是还清债务。随着今年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再次出现——尽管这尚未体现在由于猪肉危机而达到八年来的最高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国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像1990年代以来日本那样变得更疲弱。
经济压力的如此结合，引起了对于为何中共政权规模不小的刺激措施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恢复的许多争论。许多经济学家预计，2020年中国将颁布更激进的刺激政策。但这将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并且可能只会证实经济处于“刺激疲劳症”之中。
中共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发现由于工具所余无几，其选择余地非常有限。尽管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在过去十年中，两者都依靠大量的信贷投入来维持较弱的增长率。一场新的全球衰退将提出他们无法解答的问题。正如《金融时报》所言，中国可以继续用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和资本控制凭空赚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机制总有极限。随着地方银行危机的爆发，这一过程的初步迹象在2019年变得显而易见。
对于革命者而言，很明显，下一时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共政权目前的政策不断朝着大规模危机和社会冲突前进。正如我们在香港群众斗争中所经历的那样，关键任务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而作为新工运的先锋介入其中。这是当前形势迫切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