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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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展望

本文件在2019年12月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第四次大会上一致通过

中国正进入革命冲击和动荡时期。香港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具有革命性特征、不成熟的特征以及在群众意识在某些关键方面落后的特征。群众意识的落后在此问题上尤其清晰可见——哪怕只是实现该运动的部分民主诉求，唯一方法也是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群众仍然感到中共过于强大而难以推翻，因此寄望于一种幻想，即可以在香港一地实现民主，并且能与中共在中国其他地方实施的残酷专制统治共存。

中共政权已执政70周年，是所有当代“共产主义”政权中时间最长的。中国晋身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对于未来还是感到诚惶诚恐。习近平在2018年底的讲话总结了这一点，当时他警告未来几年“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实际上，该政权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股“完美的风暴”之中，来自多方的威胁正结合在一起：不断加剧的中美冲突将影响未来几年的全球性事件、中国边陲的香港、台湾和（中共试图监控当地所有人口的）新疆的群众抗争、全球最大的债务使经济下滑加速恶化。这些都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危机，将影响中国和中共政权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因此，习近平政权处于严重危机。我们不赞成那些仅仅重复中共宣传部“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论调，因为这是夸大了习近平的地位。由于习近平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现在越来越多的评论员意识到中国政权越来越脆弱。

习近平在国家机器、安全机构、军队和控制国有企业的领导小组中发起了一系列小型“内战”，旨在重新集结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是“反邓小平”的——他打算扭转邓小平将权力去中央化到地方政府和在北京权力结构内下放权力的做法。这被视为对于恢复国家权力以干预与克服慢性瘫痪和决而不行的至关重要计画，而这状况正是习近平的前任统治的特征。然而，今天习近平的统治也再次陷于这种瘫痪。习近平现在正被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这个停滞不前的代名词相提并论。习近平实施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仅流于表面，被其疯狂的个人崇拜和震耳欲聋般的宣传所放大。

“习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强化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完全拒绝“西方”政治改革），加强民族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项目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结合中共高度管制和更多的自由化，以“修复”该制度的低效、巨额浪费和创纪录的债务）。在威权统治、民族主义和（有限的）经济改革这三方面，中共政权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击退中国的国际野心。资本主义危机使中共的经济改革计划行不通，迫使其更依赖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整个中国社会，民主权利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社会的不平等也在加深，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已威胁着要爆炸，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习近平的巨型“维稳”机器。香港只是一道“前菜”。

因此，香港群众斗争的顽强和韧性使中共政权动摇的程度超过了1989年后的任何事件。中共政权通常只需很短时间处理短暂的抗议行动、一个地区或区域的动乱和仅持续几天的罢工。它的镇压机器足以做到这些。而半年多来香港前所未有的抵抗，其真正群众性的本质、创造力和毅力令中共政权感到恐惧。如果在一个或多个主要内地城市爆发类似的群众起义，中共政权该如何应对？习近平政权的恐怖哲学，对异议人士的零容忍，比起对抗群众运动的策略，更多是作为一种阻吓多于实际能够对付群众运动。一个受人唾弃的政权手上的那颗催泪弹，能制造的问题比起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很。

正如我们2019年在香港、智利和伊拉克等地群众起义中所看到的，血腥镇压将激怒广大群众，从而推进这些运动。香港评论人林和立指出：“我预计中共政权的维稳机器不会维持很久。”这对中共来说是相当高风险。驻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章立凡持有类似的观点：“政府运用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社会的麻烦在于它一旦被反控制或是高科技控制失灵的话，国家就会面临全面崩盘的局面。”

然而，特别是在短期内，中共政权并不会转向采用更温和的做法或在民主问题上作出让步。世界和中国国内的资本家，包括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核心、与中共挂钩的寡头，可能会在之后发觉，习近平强硬的威权主义路线（据称他向新疆地方官员演说时强调“绝不怜悯”）只会起反作用。但是鉴于中共（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派的极端弱势，倘若不再推行强硬政策的话，将导致中共的严重分裂、“宫廷政变”或政府危机，而且最有可能令习近平下台。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危险在于高层尝试改革时，有时会触发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

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一年之末尾，令习近平政权迄今最为尴尬的可谓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北京完全错估了群众情绪，似乎已经痲痹于自己的宣传，令人难以置信地期待着建制派的胜利。相反，为期六个月、来自中共的警察部队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的攻击催生了创纪录的71%投票率，驱使了泛民和其他反对派力量赢得87%的席次。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瘫痪、震惊和失声了近三天，无法解释它认为不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这说明的不仅是中共政权与香港实际情况之间有多么脱节。因此，谁会相信中共对于中国在地的情况有更充分的掌握呢？再严密的审查制度也无法完全阻止中国大陆的人民知晓亲中共势力在香港的惨败。中共高层当然已经知道惨败的全部状况，但这只会激起内部权力斗争，并引起人们对习近平统治集团的政治战略和整体能力的怀疑。

1月11日的台湾大选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可能会让习近平受到更严重、更耻辱的挫败。北京不太可能会在台湾选举再次像香港如此迷失方向。但由于蔡英文很可能连任，而其胜选基本上基于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立场，再加上香港群众运动的不屈反抗，习近平政权将会面临新的重大问题。对于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冲突（台湾是其中一块关键的“骨牌”），中共现在意识到这场冲突将是长期的。但是在不能够“示弱”的压力下，习近平采取的流氓一般的胁迫立场限制了中共的选项范围。不仅如此，在中国，对于香港局势采取现实主义的呼吁也在高涨——这无疑隐含着对习近平作法的批判。

中共惧怕香港的运动，因为它惧怕所有群众运动和“不稳定因素”，但这主要是因为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到中国大陆。虽然内地直接复制香港运动的机会不大，但当内地群众抵抗国家镇压而起来斗争时，香港示威运动将会成为他们的重要参与点。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并对中共统治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而单靠香港一地还不足以造成这样威胁。最重要的是，1989年学生发起的群众抗议促成独立工人运动的冒起，而中共害怕再度发生如此的工人阶级运动。温和泛民及其同盟工会领导层淡化并拒绝承认工人阶级在香港斗争中的潜在作用，这无意中帮了中共和港府大忙，侷限运动进一步升级的能力，并使运动变得更加复杂。香港的工人运动如果能将革命的反威权主义诉求与反资本主义以及工人权利的诉求相结合，那么将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大的影响。

香港的爆炸性反抗是习近平政权野蛮的威权主义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中共地方官员奉命实施习近平的政策，加剧了极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尽管面对群众的不屈，中共政权不断遭受羞辱并被迫撤退，但对于香港、台湾、中国均没有打算重新评估局势或改变方向。

相反，统治集团加倍采取强硬态度，将更多资源投入镇压，打造“科技威权主义”国家，并将新的控制和监视方法也应用在中共政体精英阶层。10月的四中全会确定了这一点，是次会议没有宣布任何新政策，而是重复了许多既有政策。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力量展示反映了高层越来越多的虚弱和不安全感，并带有一点偏执。由于缺乏想法和选择，习近平政权不厌其烦地重复过去的老腔陈调。传达的信息是以习为“核心”并实施更多“控制”，但实际上这种控制力正在减弱，而非在增强。面对香港群众的反抗，北京的评论员吴强指出中共“由于目前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场危机，习近平政府实际上采取了拖延策略”。

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一轮罢工浪潮，以及标志性的佳士斗争，及后政权的镇压引起了工人斗争的低潮。但与香港一样，镇压只会积累更多愤怒，导致日后更大浪潮的斗争。2018年代表着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中国的一批先进青年取得了斗争经验，更明白到政权的性质（减少了对改良的幻想），这跟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一样。

习近平与美帝国主义在国际权斗上的多个挫败，正在严重破坏他的强人形象。围绕在一带一路和中国科技企业钜头的民族主义宣传遭受到反弹，中共正进一步失去威信。华为太子女孟晚舟被拘留一周年时，内地网民的反应表现了群众意识的转换。华为虐待员工所引发的愤怒，掩盖了孟晚舟被美加当局拘留所挑起的民族愤恨。

即使在2018年7月中美冲突升级之前，一带一路计划已经面对挫折。债务陷阱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小国造成了问题，引起取消项目的浪潮。西方帝国主义反对一带一路的措施意味着新殖民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列强之间尝试平衡，并且分裂为亲美和亲中派。中国在一带一路成员国的新合约和直接投资在2017年首次出现下跌，由2016年的1432亿美元下跌至2017年的1164亿美元。2018年首半年的新合约总值只是2017年同期的42%。

由于习近平需要用大汉中华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使其对新疆的强硬路线不能逆转。前所未有的镇压、种族隔离式的法律，以及大规模拘禁，展示了中国通过自己的极强硬政策自制了一场危机。那些比较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的地方官员，也表现得不太愿意执行部分镇压措施，所以使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歧。最近有400页的中共内部文件泄漏，揭露总共有12,000名中共地方官员因为推动镇压不够猛烈而被调查。这份文件泄漏至西方媒体的事件本身已是国家机器内部对这些政策不满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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