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

说得好，说得对。

这个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真有水平。

同文中文版 爱思想网：http://m.aisixiang.com/data/120155.html

@胡编乱侃 #1

确实，这次集中暴露了很多政府积弊。不过我个人相信中国政府针对已知问题改进的能力，如果不幸再爆发传染病 中国也会一次比一次处理得好。

而相比英国的一年一年的脱欧，澳洲一年一年的山火，美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金融失控，真的是年复一年毫无长进，所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信还是很足的。

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走向共和》孙中山

凡搞假立宪，必遭真革命。大清没救了，只有推翻他，我煌煌华夏才有真的宪政！ ——《走向共和》徐锡麟

想一想，如果是台湾，高雄市有疫情，韩国瑜敢对市民隐瞒疫情吗？ 如果韩国瑜不隐瞒，蔡英文敢压制/能压制韩国瑜去向民众隐瞒？ 从2003非典 到2019武汉肺炎，中共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过经验教训，但是在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机制完全失效，因为独裁者不点头，地方就必须隐瞒。

中共的独裁，实际是除了限制老百姓政治权利，不叫屁民参与政治外，其他真是什么都不管，极端地不负责任，这次瘟疫算是暴露出这个问题了。

谁以为中共是大家长式的独裁政权那就错了

网易，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 （原文404）

崇祯作为亡国之君，是一个悲情人物，尤其是他在上煤山的时候还能回望京城大火，说一句苦吾民耳，更是让后人唏嘘不已。加上清朝初期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也一直持续不断，但大多数都要和崇祯扯上一点关系。可以说，在清初的一段时间，崇祯的声誉反而越来越高了。

崇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勤政。在明朝的皇帝里，除了太祖和孝宗之外，可以说就没有比崇祯更勤政的皇帝了。而且，因为孝宗时期对阁臣还是比较尊重的，也比较倚重大臣的辅佐，但崇祯不同，崇祯时期虽然在制度上也还是沿用了之前的内阁制，但是因为他很勤政，而且对阁臣动辄斧钺相加，所以内阁实际上形同虚设。在这个意义上，崇祯时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时期的。

官僚制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成熟了。甚至在有些时期几乎处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但它也还是能够自己正常运行，并且应对一些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时期，武宗天性活泼好动，比较爱玩儿，不怎么理朝政，甚至内阁大臣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平定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原腹心地带的叛乱。

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来回摇摆。一种极端状态就是武宗时期甚至万历这种情况下，皇帝几乎不管，但是官僚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也就是说，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正常运转。另一种状态则是被驯服之后的状态，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无论什么情况，哪怕是天塌下来，它也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运转，完全不理会现实的危机。

朱元璋时期，通过胡惟庸案就差不多让官僚体系成了第二种状态，但是因为他杀伐果断，精力充沛，所以他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功能，每天从天不亮刘开始批阅文件，到夜里很晚才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加上他手下还有大量参加了创业过程的开国功臣，所以能力还是足够的，运转起来也没有问题。他下发给各级官僚的任务，也都能够完成。

崇祯面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的混乱，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正是需要恢复和培育元气，并且逐步消除党争，让整个官僚体系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崇祯登台之后缺没有这个耐心，因为边疆危机始终无法解决，儿内部又很快出现了叛乱，所以崇祯始终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没有耐心来缓解危机，总是急于求成，最后一事无成。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容易一见钟情，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诛杀。所以，崇祯一朝阁臣变换非常频繁，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以不犯错误为自己固宠保禄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人敢于任事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只能赢不能输，就算是赢得再多，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承平时期，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暴露出来的，但是这种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唯恐出错的状态，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逐级请示报告就会导致决策效率很低，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反应非常慢，什么事情都慢一拍。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反正江山是你的，好了是你的，坏了也是你的，那么兴亡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一旦被危机摧毁，也是你的失败，整个官僚体系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也不会觉得对自己是多大的损失，大不了敌人来了投降就是了。

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这也就是说，王朝中期由盛转衰的时候，大臣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态都是天下兴亡，关我屁事。

他说的都是皮毛 表象而已，和历史重复轮没啥区别。

总觉得中国走不出周期律。他的想法并没有新意。缺乏建设性。都是一些我们早就知道的“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

他真正想说的话是“中国没戏 中国已经被自己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