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中共奪取政權，一半靠武力，一半靠文宣。中共的筆桿子陳伯達以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就讓國民黨執政集團聲名掃地乃至成為全民公敵，更以一本《竊國大盜袁世凱》為袁世凱和北洋政府蓋棺論定。顛覆了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和真實的歷史地位之後，共產黨就能粉墨登場了。不過，陳伯達不曾料到自己也會迎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主狗烹」的那一天，一生追隨毛澤東、一度高升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到頭來卻被毛澤東以「反黨分子」的罪名下獄。自以為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卻身不由己地成為登上旋轉木馬卻下不來的悲劇人物。
長期以來，「竊國大盜」四個字幾乎成為袁世凱的另一個名字，「賣國賊」、「大獨裁者」、「復辟狂」等惡名緊緊跟上，袁世凱堪稱近代史上的「百年罪人」。然而，在甘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張永東，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致力於「替袁世凱翻案」的工作，在北美出版了五十萬字的專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東認為，就個人對中國的貢獻而言，百年來無人趕得上袁世凱。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在洋務方面，袁世凱創建了第一支新式軍隊、第一支新式警察、第一家近代銀行、第一條自來水管線、第一家發電廠、第一個電報電話公司、第一個電車電燈公司、第一條環城馬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科舉、舉辦新式學堂、建立巡警制度、實現直隸和天津地區民主普選的清帝國高級官員。袁世凱更是第一個提出引進西方憲政制度，第一次和平結束兩千年皇權專制並建立共和制，第一個倡導國會選舉並建立國會制度，第一個建立多黨制度和西方三權分立制度，而他自己則成為第一位由國會選舉出來的正式總統——其權力基礎及合法性超過此後所有的總統、主席、委員長和總書記。
作為改革者，袁世凱比李鴻章走得更遠。洋務運動與清末新政在時間上間隔三十年，時代背景有相當差異，李鴻章和被視為其事業傳承人的袁世凱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差別甚大。李鴻章是科舉正途出身，儒家思想是其不言自明的信仰和價值，無論怎樣支持變革，也不願踏過「中體西用」之紅線，就像鄧小平所謂的「理論」，萬變不離其宗，死死抓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故而其改革的成就有限；反之，袁世凱雖出身官宦世家，但青年時代屢試不中，憤然將所學儒家經典付之一炬，並表示「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棄文就武，投靠伯父的生死之交、淮軍將領吳長慶，從此開啓嶄新的人生。
以此而論，袁世凱才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癡迷於憲法，即便後來稱帝，年號也是「洪憲」，也就是「洪揚憲法」之意，依然堅持立憲制。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出賣戊戌變法、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暗殺宋教仁、簽訂賣國二十一條、復辟帝制等。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張永東窮三十年光陰，爬梳典籍、辨析史料，指出對袁世凱的種種負面看法是「中國百年最大之冤」，袁世凱對中國的進步、變革，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都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真正國父。
袁世凱是清帝遜位和南北和解的第一功臣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佔據武漢三鎮的民軍的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乃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佔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佔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說：「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說：「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的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重演。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二千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文：余杰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7428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之事實。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十六票，另有一票投給黃興。袁世凱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袁世凱不是親日派，從未簽署《二十一條》 早在梁啓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就指出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是賣國行徑。這是康梁對袁世凱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梁就編造了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經考證，此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而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北洋之建立，主要就是對抗日本。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事實是：從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開始、歷時一百零五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二十五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地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此後北洋艦隊灰飛煙滅。袁世凱對日本非常痛恨，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二十一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
五月七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五月九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五月二十五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對比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二十一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六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使其奪取政權，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閔、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如果說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麽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對此事也公允地評論說：「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作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唯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矇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
文：余杰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7428
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在稱帝八十三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研之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釐訂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一九一七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弔詭的是，如此情勢的開端，袁世凱本人是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袁世凱對於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來歷、趨勢、實際情況，究竟瞭解多少呢？從他的言行來看，似乎是被侷限在西式的立憲制及近代國家概念裡，而無法洞察全貌之結構、動態。不過說穿了，並非只有袁世凱有這樣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例外。從這一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無法讓中央與地方有效地結合，而是引發了反目與抗爭，也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此意義上，袁世凱的失敗的遺產仍然有參考價值。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致力於國家整合（國民黨未能完成而共產黨完成了），但使用的工具卻是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
袁世凱正名，乃是歸正中國未來之路的第一步，張永東在《百年之冤》一書的結尾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中國未來之路是繼續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農民王朝的道路；還是和平變革，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民主與憲制社會？未來中國需要袁世凱，還是需要孫文？需要理智、冷靜、和平、民主的制度變革，還是需要革命、激情、暴力、專制的權力轉變？」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佐藤鐵治郎就指出：
支那之立憲，能達其目的與否，姑不具論，惟二十世紀中，專制國斷難生存於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憲之成與不成，即前途興亡之關鍵也。支那苟亡，袁世凱亦湮沒無聞矣；使支那立憲果成，將來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則最近世界進化史中，袁世凱三字亦必能佔一特別地位矣。
而今日中國之情形，居然脫離佐藤所設想的兩種可能：中國實現了沒有民主憲政的、法西斯式的「大國崛起」，但這種畸形的「大國崛起」無法長久持續，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很可能將跌入比清末還要悲慘的全面崩解之中。而袁世凱這個名字，在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實現之時，注定了仍然是被唾罵和羞辱的標本。
英明神武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洪宪帝竟然靠吃妓女软饭度日
1897年，袁世凯通过出卖光绪帝主导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地位扶摇直上。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后来只当过83天皇帝的洪宪大帝袁世凯，这段时间天天在花街柳巷里打滚，名妓沈玉英养着他。
英明神武的洪宪帝卖国实录：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在北京与日本政府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出卖东三省和部份内蒙古国土给日本，让日本尝到了占据中国国土的甜头，为日本侵华派造势铺路。
日本敢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起源于英明神武的洪宪帝袁世凯为保帝位，率先于1915年5月25日割让东三省地区给日本。
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前有臭名昭著“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让中原从此无险可守，成为千古罪人。
后有袁世凯为称帝割让东三省，让日本军国主义尝到强抢中国国土的甜头，成为英明神武的洪宪帝。
所谓袁氏保皇党徒子徒孙编造的孙中山卖国换取日本支持革命，在孙中山成为民国大总统任上，没有任何实锤历史文件，签署条约证明。倒是伟大光明正确英明神武的中国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洪宪帝袁世凯和日本签署卖国条约，出卖东三省和东内蒙古部份地区，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有意思的是，伟大光明正确英明神武的洪宪帝袁世凯虽然对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他的儿子袁克定。但是在感情问题上，我们的袁太祖世凯同志除了有一妻九妾小瑕疵外,和明朝第一廉相严嵩同学有得一拼。在称帝后不久，马上封后名妓沈玉英，只因她在袁太祖皇帝落魄时卖肉养活他，让他吃软饭。
@毛茸茸 #11 你是真不懂事，还是真不懂事，还是假不懂事啊？
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緬懷他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勳，弘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一生以革命為己任，立志救國救民，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時代造就偉大人物，偉大人物又影響時代。150年前，孫中山先生出生之時，中國正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野蠻侵略和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統治，戰亂頻發，民生凋敝，中華民族陷入內憂外患的災難深淵，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中華民族從未屈服，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進行可歌可泣的抗爭。孫中山先生就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
青年時代，孫中山先生目睹山河破碎、生靈塗炭，誓言「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旗幟，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業。他創立興中會、同盟會，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廣泛聯合革命力量，連續發動武裝起義，為推進民主革命四處奔走、大聲疾呼。
1911年，在他領導和影響下，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由於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雖然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閘門，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分裂割據，堅定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十月革命爆發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為孫中山先生認識世界和中國打開了新的視野。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孫中山先生同中國共產黨人真誠合作，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中國國民黨，推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同志把三民主義綱領、統一戰線政策、艱苦奮鬥精神並稱為孫中山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是「對於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
孫中山先生為當時中國的積貧積弱痛心疾首，第一個響亮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他認為，「建設為革命之唯一目的」。他堅信，革命成功以後，經過全民族努力，中國一定能夠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他滿懷豪情地說：「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
孫中山先生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作出了傑出貢獻，在中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體中華兒女景仰。今天，緬懷孫中山先生建立的歷史功勳，緬懷孫中山先生為中國人民鞠躬盡瘁的光輝一生，我們心中充滿著深深的崇敬之情。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11002422-260409?chdtv
@毛茸茸 #14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迄今已经有八百多年了。
英国君主立宪制是以代议制为基础，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的，君主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英国国王是国家元首，但平常仅仅扮演仪式性的角色，实际最高行政首长是首相。
英国至今有皇家文化，皇室成员深受关注及爱戴。官员政要拜见女王要行屈膝礼，以表臣服，以示尊敬。
洪宪、洪宪，洪扬宪法。“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
你不要见个「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如个党化教育出粉红，无独立思考能力。
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如今共和国那有共和？黨在国上，一尊极权，打压言论自由，无法无天肆意侵犯人权，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比不上。
碰到一个恶人，就怀念另一个看起来稍微好点的恶人。不得不说，有些中国人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笑翻江山 #18 @笑翻江山 #17 无独有偶，时间一转眼到来到了公元2019，在中国东海偏安一角的小岛，同样河南人出身的国瑜草包，也顺着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的老路，落魄时吃女人软饭过日子。凭着一张嘴，顺着湾湾民心思变的形势，忽悠到了高雄市长职务，权倾一时。可惜，他也有着河南人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的皇帝梦，带着他自己韩蓝教信众“国瑜党”成员，自己发大财，一手葬送了国民党。
妓女养活的河南人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破坏了国民党开国之初的议会共和制。吃女人软饭的河南人国瑜草包，为了自己的总统梦，选票发大财，不惜出卖育他养他有恩于他的国民党。各位有志于改变中国政治生态，或者只想以后做生意开创事业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欲成大业必先远离洪宪余孽，防火防盗防河南。
@毛茸茸 #20 袁世凱在政治層面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政體、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維護領土完整等方面。袁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袁世凱在晚清時期高舉「立憲」大旗，幾乎是孤軍奮戰請求立憲，對晚清憲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宮下，清朝皇帝退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得以成立。[9]袁世凱作為編纂官制大臣，直接參與官制改革的討論與決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舉足輕重，[83]他對文官的等級、任用、考試、懲戒、保障、甄別、恤金、待遇均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並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84]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73]袁世凱還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試行普選制開全國先河，其成效影響深遠，直隸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為當時的模範省。全國各地借鑑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地方自治之花遍地開放。[85] ……
@笑翻江山 #21 洪宪帝嫖客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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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国土 割让东三省和东内蒙，山东半岛部分国土，签署《二十一条》等卖国条约，让日本鬼子尝到了强取豪夺中国领土，是可行的。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者造势，为以后的日本侵华战争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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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地爆发于洪宪帝嫖客袁世凯任上，中国史上第一次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英明神武的嫖客洪宪帝袁太祖统治下发生了。这次运动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让和中国共产党势力开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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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帝制 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才换回来的共和政制度。在伟大光明正确的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称帝统治下，暗杀宪政迷宋教仁，出卖国土换取日本鬼子的支持，封后妓女沈玉英等一系列倒行逆施中彻底葬送了。给了后来的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现在的习近平精神食粮， 成为中国史上在共和政制复辟帝制的先行者，第一人。
4.吃妓女饭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1908被灰溜溜剥夺官职的洪宪帝袁世凯，没官做了，竟然什么正事都不干，每天沉迷花烟柳巷中，靠妓女沈玉英卖肉过日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意，他后来的同乡人国瑜草包，在人民群众罢免他的立法委员后，也整天无所事事。吊儿啷当一口气吃软饭十七年，靠做上门女婿赖在娘家，让老婆养活它。
5.军阀政治 洪宪帝嫖客袁世凯在民初时期，利用行政职位和军力，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先河。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让中国人不能像美国开国先贤一样，在宪政基础下，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坐来谈。而是比谁的枪杆子硬，军阀枪杆子出政权。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称帝梦碎鳖死后，他的手下北洋各军头有样学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引发北伐战争，才能完整国土。但洪宪帝嫖客袁世凯的后遗症在于，他率先开启了在共和政制下复辟帝制的先河。破坏了共和制度，起了破窗效应。让后来的政治野心家们，一朝权在手，纷纷做起嫖客袁世凯第二，彻底断绝了中国民主化进程。袁氏保皇党徒子徒孙洪宪余孽，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这论坛还能见到，其狼子野心皇权遗毒杀伤力可见一斑。
6.美化帝制 洪宪帝嫖客袁世凯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圈养五毛，设置真理部为称帝歌功颂德的陀手。后来的中共言论管制，党禁报禁，种种倒行逆施完整是复制嫖客袁世凯那一套。他在称帝前，收买保皇党笔杆子杨度做吹鼓手，美化封建帝制。利用手下北洋军头暗中杀害民主党派人士。封禁报馆，取缔除保皇派系其它一切民主党派。
7.洪宪余孽 遗毒至今，仍是中国民主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一直潜伏于暗中蠢蠢欲动，伺机夺取革命成果复辟封建帝制家天下。只是这年头在海外搞民运的那些人，只是比洪宪余孽，嫖客袁世凯的徒子徒孙好那么一点点，一直不成气候。
@毛茸茸 #24 日本政府9月18日決定了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正殿之儀的具體細節，將在已向國內外宣布的10月22日舉行“即位禮正殿之儀”，即位典禮的各個程序將基本沿襲在現行憲法下首次實行的從昭和向平成移行的明仁天皇即位正殿之儀程序，而天皇、皇後步入皇宮宮殿“松之間”的路線將恢復至昭和時代為止的在京都禦所舉行的傳統方式。預計將有190個國家及國際機構代表來日，超過平成時代的即位典禮。據此前消息，中國擬派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10月22日舉行的日本天皇即位禮正殿之儀。
天皇走在前面——首次進入正殿時，他們從基座後面入座，藏身於外面是紫色絲綢、裡面是紅色襯裡的遮蓬後面。 正殿裡還有少數其他人，包括皇室成員、皇宮內侍和宮女、首相安倍晉三、國會兩院領袖，以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包括記者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從別的房間裡觀看。
皇宮內侍把象徵皇權的特殊物品再次拿出來，把那把劍、寶石和官印放在天皇左右兩邊的桌子上。
一聲鑼響後，皇宮內侍和宮女將遮蓬拉開，讓人們一睹天皇和皇后的尊容。
天皇在官方講話中承諾，永遠祈求「國民幸福和世界和平，關愛國民，站在國民一邊」。
按照慣例，首相帶領在場的人三呼「萬歲！」 ……
你敢说这190個國家及國際機構代表都是封建余孽，美化帝制么？
@白衣长风 #28 你啊，粗口，玩粪，一革命痞子而已。
袁世凯清兵始，有战功，受重用，当过“朝鲜王”，官至常委级，总理大臣。给大清开的药方是——“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请了个美国宪政专家作政体设计。“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
你想想看，如果再出现个李世凯，张世凯…，仿效下，逼个这包那包退位，是不是比痞子革命要好。顺便再告诉下你搞武昌首义的，实则是清兵，武装军队反叛。
@edwinjjjj #27 是。孫中山曾在1912年8月公開聲明贊成借款。當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在京期間，孫袁兩人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談借款問題時稱：「目下財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啟政府侈肆之心。」
后又翻脸不认，诬赖指袁卖国。
學者袁偉時稱孫文不顧廣泛民意和國民黨內黃興等人遵循法律解決的意見，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隨著暴力革命的發生而毀於一旦。於是，袁偉時將國民黨冠以惡諡「暴民專制」
1914年，孫中山按照傳統會黨形式建立一人獨裁的新組織，命名中華革命黨，以同盟會的青天白日旗為黨旗，強調武裝革命、效忠領袖、行動一致。規定入黨者均須捺指印、立誓約，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並將黨員按入黨時間劃分等級，享有不同待遇。7月8日，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在東京舉行，孫選任總理。
中共黨是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繼承了一党一领袖，党领导一切…，“效忠領袖”“絕對服從”，党天下，一党极权。同前苏共前苏联性质一样。这样来的。
@白衣长风 #28 看到这里的洪宪余孽嘴脸了吧？要成大事，就要学习洪宪余孽吹捧的嫖客袁世凯窃国权谋。不然不管你多么抛头颅洒热血，为这个国家牺牲付出多大，到头来只能然并卵，在嫖客袁世凯窃国大盗的徒子徒孙眼里都是笑话。你们累死累活，老子只管坐在旁边看戏伺机盗国。等到你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失意政客嫖客袁世凯的孩儿们，再站出来窃取革命成果盗取国家大权。什么？你说这不厚道，不是君子行径？怕什么，只要窃取到帝位，江山都是姓你们家的，自有更不要脸的洪宪余孽笔杆子组成五毛党做吹鼓手，为你的窃取革命成果洗地，美化你的盗国行为是多么的正人君子，把一切见不得光的肮脏事无中生有全推到革命派身上。牛逼吧，见识过什么是人不要活，天下无敌了吧？仔细看看这里的楼上那些，吃妓女软饭嫖客袁世凯的袁子袁孙洪宪余孽嘴脸就知道了。
@毛茸茸 #31 你真搞笑，把中共「理論家」、「筆桿子」陈伯达之文中观点，翻来复去，叨叨念念。
知道陈伯达么？很奇葩哟。革命一生，曾救过老毛一命，最后被老毛打成野心家、陰謀家。有期徒刑18年。
陳伯達是中共「理論家」、「筆桿子」，他著有《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著有《論毛澤東思想》、《斯大林和中國革命》，參與起草《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
1971年3月，毛澤東指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為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12]4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
1971年9月13日，中國爆發九一三事件，林彪在與毛澤東的政治對抗中不敵，而被迫北逃、飛機墜毀於蒙古。同日，他被架往秦城監獄，自感身陷絕境的陳伯達大呼求救，稱在1948年河北阜平曾救過毛澤東（當時陳伯達聽到飛機轟炸，他跑至毛澤東住處，待毛澤東剛離開時，國軍飛機炸彈準確摧毀毛澤東住處）。幾日後，他的獄中生活待遇明顯改善，並有醫生每天檢查。然而在政壇上，批林批陳運動仍在火熱中。1973年，陳伯達在中共十大上被開除黨籍[16]。
第一審判庭對陳伯達所犯罪行進行法庭辯論，陳伯達為自己做了一個小時的辯護。陳伯達的辯護人甘雨沛也依照法律，為他作辯護：主張陳1970年廬山會議結束不久即失去自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後的繼續犯罪不應負責任。對其在「冀東事件」中成千上萬人被誣陷、迫害，數千人死傷的後果，並非僅因陳講話導致，陳對此應負一定罪責，而不能負全部責任。此外陳伯達對於自己犯罪事實與後果全部承認，態度比較好[18]。隨後陳伯達再度要求陳述，稱自己對劉少奇、陸定一、冀東冤案有罪。在第三次發言中，他請求法庭對他寬大處理，稱「整個案件可以判處死刑」，但是「不一定採取這個措施」，當然如果「不能平民憤，那麼殺掉也可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
@笑翻江山 #35 中国政治野心家的独裁教父：不听话就收拾，嫖客袁世凯教你如何整“媒体”
1911年武昌起义开始，全国报纸由一百多家猛增至五百多家。不看其他，就看这个数字，便足以看出当时报刊的发展是何等的兴旺，而这段时间在新闻史上也称其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全国上下，参差不齐的大小报刊间，互相竞争是免不了的。而新闻的命根就在“新”，谁占领了消息的最前沿，谁的报纸自然就会买的好，谁就能赢。所以，由于此时的报纸彼此间的竞争，先后出现了“早刊”、“晚刊”等形式，可谓花样叠出；更有甚者，每每接到电报之后便立即刊印，称之为“号外”。这种新闻传播的效率，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着实快的让人汗颜。在当时各报馆的竞争中，由于观点、立场的不同，经常出现彼此殴打，砸毁报馆之事，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新闻自由”在当时可谓如日中天。
就在这一切都生机勃勃之时，袁世凯上台了。要知道袁世凯为何要苦心积虑的逼退皇帝来帮助“革命”，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此时的报人多是向往民主，号召共和之人，这与袁世凯的初衷产生了很大的出入。
有了出入，就得治；你不听话，我就打。
袁世凯的路线是很“清晰”的，只要不听话，就收拾。在北京捣了《中央新闻》，在天津，直接收拾了报馆《民意报》。之前被逼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身居副总统的黎元洪收拾报馆更是“自成一家”。《大江报》的主编凌大同让黎元洪扣上“专取无政府主义”的名头被斩，《大江报》随即被封。继而《民新报》、《民听报》、《群报》、《帝民报》、《民哭报》、《民言报》等也都被相继查封，手段很是厉害。福州当时有份《民心日报》的刊物，因揭露了当地官员的不法行为，也被查封，发行人被下令“通缉”。在湖南，《大汉民报》因对军人批评了两句，立马就被捣毁。在四川，风头同样丝毫不弱。《蜀报》的记者朱山因一个“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被砍头。如此“莫须有”的罪名也是其草菅人命的手段，足见之狰狞面貌。当然《蜀报》跟着被封是必然的。其后《四川公报》、《中华民国报》、《蜀醒报》也相继被捣毁，查封。《中国日报》的记者黄世仲因对政府不满，陈炯明就将其杀害。《公言报》、《佗城报》为黄世仲说了两句话，发行人陈听香就付出了生命代价。凡此种种，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知一时有多少此类事件发生，人未死，报未封者，实在是极少数中的幸运者。举国上下的报人，无不个个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可这并不是袁世凯的最强手段，狠的还再后面。
1912年末到1913年初，在国会参众两议院的选举中，宋教仁皆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就是在向袁世凯初到手中的大权发起挑战，袁世凯怎能罢休。
在这里，不得不说，革命党人动手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袁世凯手握重兵，你让他只干不足一年的总统，实在有些不切实际。再说，此人也不是什么君子，而是十足的小人，惹他根本就是自找苦吃。袁世凯怎么能忍受一伙“秀才”来势汹汹的夺自己的大权。
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这就是有名的“宋教仁案”。此之后，袁世凯打了一套组合拳，将好几位国民党员都督撤职，并派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将举国实权握在手中。
如此的参天大案，成为舆论焦点是很正常的。但是，面对之前袁世凯的淫威，对所有的报人来说都有些心无余悸。但很快，宋教仁案还是被报刊揭露出来。因为此时还有很多的革命报人，任你怎样淫威，他就是不吃你那一套。在案发次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就大篇幅的报道了此案，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日里连篇累牍的报道，将宋教仁一案给大众可谓是交代的一清二楚。继《民立报》之后，《中华日报》刊出了《强盗政府》的社论，同时频发讨袁大军的号外，倒袁的呼声在民国的舆论界，一时风云迭起。甚至在广州出现了专门针对袁世凯的《讨袁报》，很多的报纸都发出了讨袁专刊。使得正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袁世凯，后院起了大火。但最后“二次革命”还是败了，袁世凯靠着强大的北洋军阀取得了胜利。
取得胜利的袁世凯，立刻就把矛头指向报界。
一场面对全国的报界的大扫荡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成都、福州、南昌、开封凡是国民党的报刊全部被查封。很多在租界内出版的报刊例如《民权报》、《民立报》、《民强报》等虽不能直接查封，但是禁止其在租界之外发行。连一些平时给他颂功德的报刊例如《民治报》、《公论报》等也被查封。报人丁宝臣在一篇评论中写到“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的话，就被冠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之罪被枪杀。报人敖瘦蝉因为宋教仁写了一幅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也被杀害。一时间全国冤狱不知兴起多少。
后来统计，经过此番“整顿”之后，全国只剩下139家报刊。与之前比，三分之二的报馆被封，大量的报人被杀。笔杆子再硬，只能奔走呼叫，枪杆子则可直接要尔性命。野蛮总会在遭遇中战胜文明。
这场空前绝后的报界灾难发生在农历癸丑年，史称“癸丑报灾”。袁世凯的枪确实厉害，这此的运动已经不是杀鸡给猴看了，而是鸡、猴都要杀。全国的报馆被袁世凯的网大撒了一遍，独留下些许漏网之鱼。表面上看来，袁世凯确实获胜，但却是他覆灭的祸根。一场运动，就将举国之人心尽失，何谈他“逆天而行”的大计。
着实是他狠狠的整了媒体，到头来却也着实的整了他自己。
@笑翻江山 #35 
本书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本报特精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
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毛茸茸 #41 毛澤東早年讀書時期非常崇拜梁啟超，並且模仿他的白話文寫作。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其後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
康梁是頑固的保皇派你竟不知。同袁世凯交恶是因“梁本人原想就任內閣總理或財政部長，而袁卻認為梁「僅能提筆作文，不能勝任國家重任」，只肯把梁放在無關大局的教育總長閒職上。梁堅辭不就，改任司法總長。
”梁啟超在總統府與袁世凱相見，袁要求梁組黨對付國民黨，而梁啟超也想組黨與國民黨競爭，試圖控制內閣，引導袁世凱走向憲政的軌道。梁啟超將計就計，向袁世凱索要五十萬元經費。
1913年2月4日，梁啟超又加入共和黨，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幕後指揮，希望在國會選舉中，可以戰勝國民黨，進而組織內閣。選舉結果國民黨議席占壓大多數。梁得此消息後，「心力俱瘁」，後悔不該回國從政。宋被行刺，輿論界認為是政敵袁世凱或梁啟超所為。”
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少年中国说”倍受爱国粉红们追捧，你粉梁也不奇怪。
@笑翻江山 #42 为什么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洪宪余孽别翻案了，一点都不冤枉！ 袁世凯这个人，在历史上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复辟帝制，是一个十足的窃国大盗。又有人说，袁世凯其实是有功的，他至少让清末的政权交替和平进行了。 小知识：1912年2月14日，仅仅做了45天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向参议院递交了辞呈，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孙中山此次主动下野，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如果袁世凯能劝清帝退位，他就让出总统之位。 
有人以袁世凯的功劳，为其翻案。认为对袁世凯的“窃国大盗”的帽子，有失公允。事实上，专家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一点也不冤枉。翻案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且不说袁世凯拥兵自重迫使孙中山先生放弃大总统的职位。最重要的是，袁世凯之所以会被称为窃国大盗。不仅仅是因为他迫使孙先生放弃大总统一职，自己当上了大总统。
还在于，袁世凯直接阻断了中国的宪政进程。要知道，中国原本可以避免北洋政府那种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像美国立国那样进行民主宪政的。
当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北洋政府就要开始着手举行内阁的选举了。当时，由于国民党获得的席位最多。所以，袁世凯很担心国民党赢得选举，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便下黑手暗杀了宋教仁。
其实，如果当时袁世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声望、政治资本来与国民党一同开展宪政的竞选，袁世凯也不至于会被国民党给挤下来。只可惜，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
请问，您这位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月挣多少米币，收多少米币资助啊！
@毛茸茸 #43 刺宋案元凶孙中山、首犯陈其美。
1.中国三大政治利益集团。（1）保皇党和立宪党。包括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右派、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领袖人物有：宋教仁、黎元洪、汤化龙、梁启超、谭延闿、林长民、康有为、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他们是推进宪政的先锋和主力。他们中有好多位领袖人物被革命党人暗杀或遭毒手或暗杀未遂。
（2)袁世凯、吴佩孚集团。包括黎元洪、陈炯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孙传芳、赵秉钧等。他们忠诚地守卫大清国隆裕太后的“不拂民意”“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谕旨，成为民国安全稳定因素。他们是共和立宪国体的拥护者、推进者、护卫者，是中华民国的功臣。（
3）孙中山的复杂的革命党团伙。表现的是动乱、暗杀、暴力，战争策源地。它是一个内部良莠不齐、不断斗争、不断分裂、不断重组的集团。其左派据有统治权，有孙中山、陈其美、廖仲恺、黄兴等。主张用一切手段谋取钱财，买武器，收买干部，鼓动民众暴动，打内战，夺取中华民国政府权力。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反对民主宪政，反对责任内阁制，反对南北调和。其右派分裂出宋教仁宪政主义派。
宋教仁被刺杀后，右派人人自危，或退出，或无所作为，或倒向孙派。其右派和中间派还包括反对联俄容共的各种派别，如西山会议派等。中间派和右派又以“党国体制”派为主体。在宋教仁被孙中山暗杀后，国民党内共和立宪派还是有的，但发展缓慢。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才逐渐成气候，出现了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等推进台湾民主宪政的英雄人物。其中，蒋介石在毁灭中华民国和跟孙中山搞暗杀犯下的罪恶远远大于他领导抗日胜利和建设台湾民主政治的功劳。他的罪与功都要澄清史实。但是，蒋是先有罪后有功，是通过建设宪政从人民的敌人转变成台湾人愿意选他当总统的政客。他应该是我国专政制度体制内一些政客干部们的典范，是从正统文化、通过宪政主义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的榜样。
2.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对立，表现为如下二十九个方面：
（1）在对世界潮流看法上。孙中山指的是暴力革命、恐怖主义、共产主义，比如：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民主革命的高潮，苏联是自由的首领，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等。宋教仁指的是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潮流。两人系风马牛不相及。（
2）在西方自由国家和苏联共产专制问题上。孙中山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主张向苏联学习，希望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宋教仁则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他努力在中国推行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和19世纪中叶的恭亲王奕訢是我国两位全盘西化的开创性人物。
（3）在价值观上。孙中山认为国民党责任是“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他的敌人是西方各个自由国家。他反对“人类生而自由在权利上生而平等”，反对“自由、安全以及反抗压迫为天赋人权”。宋教仁则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
（4）对袁世凯总统的认识。孙中山指袁世凯为反革命之首领，必去之。宋教仁拥护袁当总统，视袁世凯为可靠朋友。
（5）在政治理念上。孙中山轻视人民，他推销的儒家的三民主义，是由革命党国民党及其领袖把其随意胡诌的“民族、民权、民生”忽悠不享有天赋人权的人民，以交换革命党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权。宋教仁主张宪政主义、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
（6）对人民的态度上。孙中山在广东执政时，横征暴敛，动用革命党武力驱使人民为实现革命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宋教仁主张政府要“如民意”；“民国要建设，改良，进步”。
（7）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孙中山在广州市“没收私产”。宋教仁主张保护人民私有财产。
（8）在宗教问题上。孙中山搞“封闭寺庙”“开放赌博”。宋教仁主张“信仰自由”。
（9）在国家领土和民族问题上。孙中山是大汉族主义者，歧视满族蒙族，提出驱除鞑虏口号；在领土问题上，孙中山是窃国大盗，一再对日本政界财团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1912.2.3日孙中山要将满洲卖给日本政界财团，换武器，搞革命，打内战。1920年起孙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给共产国际，给苏联。1924.1.20日孙中山和外来势力勾结；对国民党实行清党，联俄容共，充当列宁东方政策走卒。宋教仁于1907年写书《间岛问题》，帮助清政府击败日本侵占领土阴谋。1911年主张“五族共和”；五色旗也是宋教仁程德全倡导，由法律确定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10）采用什么国家制度。孙中山主张军事专政，按军政、训政、宪政的顺序走。宋教仁主张三权分立，民主宪政。
（11）对暗杀手段的态度。孙中山系逆潮流而动，只有靠暗杀、欺骗、动乱方能取胜，故一贯暗杀政敌，栽罪政敌。比如，孙中山指令林森，派出林森的警卫刘北海，于1915.12.25在国外暗杀记者黄远生，只因黄揭露孙中山出卖满洲给日本的罪行。此案于1984年以后，刘北海去世前说出真相。在民主国家里，暗杀手段为政客们所不齿，为民主国家的法律所不容。
（12）对权力的欲望。孙中山上台时是独裁者，在野时是动乱者。宋教仁主张上台时是依宪的行政者，在野时是依宪的监督者。
（13）对联邦问题。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反对保境息民，反对立省宪法，反对联邦制。孙中山主张集权独裁制。是他发动战争攻打要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宋教仁在联省自治全国推行前，就反对集权，主张地方分权。中华民国在吴佩孚当政时期就是向着各省自立省宪、联省自治和联邦制发展的。
（14）战争与和平。孙中山是民国时期的战争军阀，所谓的军阀混战几乎都是孙中山和革命党挑起的战乱。宋教仁主张南北调和，消弭战争。
（15）在文化上。孙中山维护《正宗国学》《传统文化》，崇拜并带领一大批人亲祭朱元璋。宋教仁在革命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芦笛)。
（1 6）江湖帮会要不要改造。孙中山主张不改造，继续收买利用它组织敢死队，为革命党夺取政权出力卖命。宋教仁排斥江湖帮会，主张改造帮会，尽力把它引入宪政民主轨道。
（17）在帮会式同盟会革命精神上。孙中山主张保持同盟会革命精神。宋教仁推行《朝野合作》《新旧合作》，抹去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精神。
（18）在同盟会作用上。孙中山主张同盟会在野监视政府，继续保持原有秘密组织会党身份，用武力要挟政府。宋教仁主张《毁党造党》，将帮会身份的同盟会改造为公开的合法的议会政党。并于1912.8月将同盟会等五个政党改造成合法的公开的议会政党——国民党。
（19）在共和国里对政敌的态度上。孙中山采用暗杀、动乱、起义、战争手段攻击和消灭之。宋教仁的政敌概念不是用暴力对付另一方，他反对暗杀不同政见者。主张“拿出政治的见解”，进行光天化日的政党竞争。主张把对政党和政治负责人的选举权操在中国公民手中。
（20）在党与国的关系上。孙中山重党轻国，为攫取同盟会、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权，孙中山不惜发动战争，屠杀人民；不惜出卖国家土地和利益给日本、苏联，换取武器杀人民；用武力消灭中华民国。宋教仁重国轻党，他在驳斥党国专制论调时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在受到生命威胁时，他表示：“死无惧，志不可夺。”
（21）在获取政权方式上。孙中山主张靠革命暴力和欺骗、煽动，通过非法手段和战争杀敌获得政权。宋教仁主张政党公开，合法、竞选上岗，选票箱里出政权。（22）在廉洁奉公上。孙中山贪污腐败，以革命名义捞钱，残酷剥削广州市民。孙中山修铁路，1寸未修，花了百十万两国家的银子，用国帑支付暗杀政敌的花销。宋教仁束身自爱。
（23）在政党内领袖和成员关系上。孙中山主张集权专制关系，令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决服从领袖”、“至死不渝”。宋教仁主张平等协商，政党是公开的，是实现宪政的、自由参加的，民主政治联盟。
（24）政党属于谁？孙中山声言同盟会是他的，国民党是他的，苏共是列宁的，政党是达到其领袖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宋教仁认为，对内，党属于每一个成员；对外，党属于选民，是表达选举权人要求，接受选举权人监督，服从选举权人取舍，为选民服务的政治工具。
（25）在个人学习和服务上。孙中山声称：一革命二女人三书。他一生都在用革命的名义捞钱财，搞暗杀，起义，战争，夺权，镇压革命党内不同政见者，镇压人民反抗，玩女人；只读对他有用的书。宋教仁一学习二宪政，在日本六年，学习研究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实践“广采列国最良宪法”，成为我国宪政主义先行者。
（26）在政治生命历程上。孙中山少年时崇拜长毛，青年时要做洪秀全第二，壮年时搞起义，动乱，暗杀，独裁，临死前成了bolshevik；一生都是“激进的革命者，霸道的专制者”。宋教仁，从帮会式同盟会始，通过全盘吸收西方自由国家政法制度精华，在中华民国推进宪政。
（27）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等人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重大国策之后。孙中山死死把住革命党革命军不撒手，他要革共和国的命，1924年1月他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的时代了”。宋教仁则赞成并实践黎元洪等人提出的这个稳定共和立宪国体的国策，并取得巨大成绩。
（28）宋教仁时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两个截然对立的党。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是“大公无党”式民主宪政党，它公开合法，是我国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党。孙中山暗杀宋教仁后，他的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一人独裁，军队私有，祸国殃民”的党。
如果你这都看不懂的话，早些年有部电影“建党伟业”。在这部电影中，周润发出演袁世凯，张涵予岀演宋教仁，也有情节暗示宋被孙党所杀，你不信，不妨去看下这部合你口味的粉红片。
@笑翻江山 #46 宋教仁，是湖南常德人。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为中国民主宪政而献身，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
1902年，只有20岁的宋教仁就有着推翻帝制的思想。两年后，他与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建立了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副会长。他们提出著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发动长沙反清起义流产，宋教仁跑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他一面潜心研究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一方面进行革命宣传。次年（1905），他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宋教仁回国后以上海为中心，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为武昌起义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协助孙中山一系列法令。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实行独裁专制，新成立的共和制政权面临危机。宋教仁四处演讲，传播民主宪政思想。他要建立责任内阁制，以议会政治的方式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破坏其独断专制，从而建立一个共和国。
1913年初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多数。这与宋教仁的宣传功绩分不开，但是他也因此深为袁世凯忌恨。袁世凯以重金美色贿赂他，劝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宋教仁义正言辞的拒绝袁世凯。宋教仁的影响严重超出了袁世凯控制，袁世凯害怕了，于是他派出杀手暗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救治无效，3月22日离开了人世。 
嫖客袁世凯：朕来了，洪宪余孽众爱卿呢？
@毛茸茸 #51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中共黨是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繼承了一党一领袖，党领导一切…，“效忠領袖”“絕對服從”，党天下，一党极权。
反复强调“絕對服從”，“定于一尊”的习包本就是个“帝皇”角色，你这都没看不出么？好幼稚的。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一：出卖维新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
有人现在想为袁世凯翻案，却不知袁世凯自己在《戊戌日记》已经坦白是自己告的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面，亦明确指出谭嗣同之死是袁世凯这个卑鄙小人一手造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从体制内改革的希望彻底断送，中国只能走上暴力革命这条道路。做为顽固派代表的慈禧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做为帮凶的袁世凯亦难辞其咎！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二：投机革命
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光绪深恨袁世凯。宣统继位后，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罢官。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因为清廷没有其它合适的人才，载沣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２７日，清廷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袁世凯自己则于10月30日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11月1日北洋军攻入汉口，焚烧三昼夜，肆行抢劫、屠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统计不下数万家。该处为汉口最繁盛之区，其间财产都系二十一省客民居多，乃均一焚无遗。且伤者伤，死者死，凡老幼妇女被枪毙焚烧者，殆不可数计”。
后来袁世凯看到各省纷纷起义，便决心以革命党的力量压清廷退位，同时亦以让清廷覆没的条件诱惑革命党，用两面派的手法来为自己谋求中国的最高权力。古人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袁世凯这一行为无疑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要求。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纾紟矠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纾纺矠进行血腥镇压。１２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
有人因为是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居然恬不知耻的说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有功。简直是狗屁不通，照这样的逻辑，慈禧把清朝搞得奄奄一息，是不是对革命更有功了？历史上有很多相似的例子，例如赵高曾把秦朝元气大为损伤，难道赵高也是大汉开国功臣？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三：暗杀宋教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人们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的最大党派，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为对抗国民党，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现在国民党要把它夺回去，变为束缚他独裁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对民主宪政具有深刻研究的政治家，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四：血腥镇压异己
面对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的现实，孙中山先生毅然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现在居然有些书读到狗肚子里的人居然责怪孙中山此举轻率鲁莽。他们不想想，作为总理的热门人选，曾经的同盟会三号人物宋教仁都被袁世凯暗杀了。袁世凯今日敢杀宋教仁，明日就敢杀孙中山、黄兴。而且从道义上来说，那有自己的同袍惨遭杀害，自己不起兵为他报仇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博！
但是，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蒋翊武等一干革命党人惨遭杀害。蒋翊武是辛亥革命功臣，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任鄂豫招抚使，回湖南岳州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由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又都是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蒋翊武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首义三武”中，竟有两人死在袁世凯手中，这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功臣，他们没有死在清军的枪下，反而死在袁贼的刀下，令人扼腕长叹。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途中，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还大肆株连，杀害无辜。仅在江西一地，就有数万无辜百姓被北洋军杀害，这是袁贼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这就是某些人鼓吹的开明进步，礼贤下士的袁世凯。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五：独裁专制，破坏约法
袁世凯急于想当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９月１８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１０月４日公布总统选举法，１０月６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在国会战战兢兢地为袁世凯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以后，袁世凯便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他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起了进攻。[
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并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等也对《临时约法》横加指责，而极力鼓吹“制定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以扩大袁氏的权力。 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０日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四百元，饬令回原籍。并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个“筹备国会事务局”，派顾为局长，接收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一年４月当国会开幕时，袁世凯曾派梁士治为代表致词，声嘶力竭地高呼“国会万岁！”可是如今不满一年，袁氏就把国会解散了。接着，他于２月３日又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２８日命令解散各省议会，把地方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万能的官吏”。十年前，袁氏是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的带头人和“召开国会”的吹鼓手，而今在他的眼里，一切“民意机构”都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他的这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言行，正是一切独裁者、阴谋家的惯伎。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六：特务政治
袁世凯为保护自己独裁者的权力，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网。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１９１２年５月改组成立的。总办先是性情残忍的陆建章，１９１４年４月由政治恶棍雷震春接任。“步军统领衙门”本来是清朝旗人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兵士皆旗籍。步军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其“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遂付缓议。其后又以自己的心腹江朝宗担任统领，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内、外城警察厅于１９１３年１月底合并，称京师警察厅，以王治馨为总监，后由吴炳湘接任。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均管辖外，其余都听命于袁，由袁直接控制。所有这些机关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着”。该处谚语：“错拿了不能错放”。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任意使用各种酷刑。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可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故有“屠人场”之称。
１９１３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特务机关一方面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民主派领袖孙中山等人；另一方面，各种特务警察机构对国内民主派的政治迫害发展到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程度。惨杀民主派人士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为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杀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袁世凯对一度为他效过力的章太炎也不肯放过。１９１４年１月他下令把章幽禁于龙泉寺，以后又移至钱粮胡同。一直到袁死后，章始获自由。
在袁世凯三令五申地催促下，各省都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之类的特务机关，对革命人民横加摧残。１９１３年９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６月至１１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１９１４年６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１９１４年３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请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竟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反而于３月３０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
袁世凯及其党徒指挥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致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那些恭维袁世凯重视知识分子的人，对这种文字狱，又该怎样为袁世凯辩解？
@笑翻江山 #52 嫖客袁世凯大罪七：窃国称帝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窃国”。
以前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国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所谓“家”“国”不分，像王莽，曹操，他们取代的，是刘氏一家的天下。而袁世凯想盗取的，是新成立的共和国，是天下人的天下！
常有人拿袁世凯同王莽、曹操相提并论，简直是污蔑了王莽，曹操。王莽不失为有自己抱负的改革家，曹操是统一中国北方的政治家。袁世凯是什么？一个当清朝大臣就背叛清朝，当民国总统就背叛民国的反复小人。连董卓，朱温都不如！
袁世凯成了正式大总统后仍然不满足，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还指示手下精心炮制出来各种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８月１４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派于１２月５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早在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转自
1916年元旦，蔡锷的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他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诈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袁世凯再也支撑不住了。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的一生告诉我们，倘若一个政治家只把谋求无限的权力最为唯一追求的话，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袁世凯虽然在朝鲜和清末新政中为中国做了一些贡献，但远远抵消不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犯下的罪过。“反复小人，窃国大盗”八个字，可作为袁世凯一生定评。
袁世凯当时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不知道共和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国人对君主立宪早已绝望。他本人也没有华盛顿那样崇高的威望得到人民的拥戴。走了一步臭棋。不仅他本人身败名裂，也使中国来之不易的稳定统一遭到破坏，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毛茸茸 #60 你出示这些都是黨宣们编的，骗骗初中生的。
“17个省代表后来在南京共同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选举搞笑到什么程度，当时代表们在日记里都记载我们之所以选孙中山是因为他说他从美国带回来很多美元，还有战舰，只要我们投他当总统他就可以支配这些钱用于革命事业，而且好笑的是十七个省代表十六票选孙中山，我以为那没选那一张是湖北代表，替黎元洪鸣不平，一查原来是湖南代表谭人凤，原来他太了解孙中山这厮，完全是个满嘴跑火车，吹牛不上税的人，
果然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外国援助一分没到，这个只会满嘴胡扯的人无法解决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没钱政府当然玩不下去了。所以孙中山望眼欲穿盼袁世凯接手这烂摊子，最后孙中山把这烂摊子终于甩给了袁世凯，明明是革命党自己无能，驾驭不了当时的局面，甘愿把位置让给袁世凯，历史却写成了袁世凯窃取革命党的胜利果实。”
@毛茸茸 #60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连刘备都不如，遇到的挫折比刘备都多，取得的成就比刘备都少。从1894到1911，连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看出了派往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湖北人最多，湖北最容易出事，连军事白痴黄兴也主张在江湖，利用江湖门派湖南哥老会，这些黑帮发动起义。独有孙中山执意在他的家长两广起义，利用华侨捐的钱，招募敢死队，打赢了固然好，打输了也方便越过国境线逃跑，结果黄兴一次次以卵击石，被在近代史都没留名的几个小人物打得抱头鼠窜，狼狈逃往国外，还有一次被人贩子截胡，贩卖到马来西亚了。要不是在黄花岗，革命党伤亡殆尽，孙中山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消极避世去了美国，从此不再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革命半年就胜利了，一个吴兆麟，新军第八镇队官，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一个黎元洪，新军第八镇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居然干成了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这些职业革命家17年越干越悲催的事，这不得不让人唏嘘，不仅仅是官方官僚体系，就是在野官僚体系也是如此的荒谬！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干不了总统就去干别的事，吹牛说修铁路，结果钱袁世凯给他了，铁路一寸没见，这种职业革命家，哪会修铁路，你以为修铁路就是满嘴跑火车，修不了火车还是去干自己最拿手的事情—职业革命家，结果一次次被人修理，不仅被袁世凯修理，袁世凯死后还被袁世凯的手下段棋瑞冯国彰修理，不仅被北洋修理，还被地方大员陆荣廷修理，不仅被敌人修理，还被自己人陈炯明修理，直到晚年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夙愿，终于被苏联看上当了中国的代理人，年轻的时候其他帝国主义他认为他夸夸其谈，无法代表中国的立场，连日本都对他卖国的十一条不感兴趣，只有苏联这种不择手段的恶魔才会相中他。可惜命不长，刚刚当上就死了，成了鲁迅笔下其他政治人物谬托知己“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的人。